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了系统的定义，包括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以制度型开放融入世界经济，是我们在新征程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我们要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

本文原载于《浙江日报》理论周刊

对中国式现代化内涵的理解

中国式现代化可以从三个层面、三个维度来看。

第一个层面是物质现代化。世界各个文明国家对物质现代化是有一定共识的。物质现代化是可以看得到的，比如高楼大厦、公路桥梁以及各种高科技技术。物质现代化的衡量标准也是基本统一的，尤其是技术的先进与落后。比如我制造一台车时速100公里，你制造一台车时速200公里，大家都会说你的车比我的更现代化。

第二个层面是人的现代化。现代化的终极目的是为了人，为了人的进步。没有人，我们探讨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尤其是在中国的文化背景里，人的现代化显得特别重要，因为我们具有几千年的人本文化传统。

图源：新华通讯社

第三，制度层面的现代化，是介于物质层面和人层面的现代化中间非常重要的变量，或者说最重要的变量。物质层面的现代化一方面是看哪一种制度更能推进物质的现代化，看哪一种制度更能推进人的现代化，还有更重要的是，看哪一种制度能推进物质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的协调发展。物质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里面，有相向而行的方面，但也有矛盾的方面。我们看到西方很多国家、中东国家、亚洲国家随着物质现代化的推进，对社会造成很大冲击，对人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要靠制度来协调物质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二十大报告提出“五位一体”的中国式现代化定义非常重要，是具有世界性意义的。

中国式现代化为什么要强调共同富裕，是因为我们接受了西方的深刻教训。资本主义释放出了劳动生产力，但在帮助人类社会实现物质现代化的同时，却使人本身异化了，使社会变得越来越不公平，越来越不稳定。所以我们提倡的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我们也提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我在英国待了3年，他们的科学家还在恢复在维多利亚时代遭到破坏的生态，他们是先破坏后整治，但是成本太高太大。所以现在我们提倡人与自然要和谐共生。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也是非常重要的。西方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先实行殖民地主义，后实行帝国主义，牺牲了其他国家的利益，牺牲了很多人。但是我们不能学西方，我们必须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我们也确实是在和平发展。

我们选择走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也源于我们自己的经验教训。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到了1949年，我们花了100多年，终于找到社会主义这个制度形式。中国的成功是非常少见的成果，因为我们既跟西方接轨，融入世界经济体了，但我们又是独立的。可以说中国的现代化模式为那些既要追求发展，又要保持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除了西方现代化之外的另外一个选择。

经验地看，凡是符合本国文明、文化和国情的现代化就会是成功的，不符合本国文明文化和国情的现代化会是失败的。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中国实践经验、世界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永远在路上”的目标。

集装箱货轮通过正在吊装钢箱梁的深中通道伶仃洋大桥（图源：新华社）

中国式现代化实现路径探析

如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在我看来，旧的发展模式依赖的“三驾马车”——投资、贸易和消费，现在面临非常大的挑战。

首先，投资很难再像以前那样拉动增长。东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完成，当然以后还可以改善，西部正在建设基础设施，但是西部经济总量也不大，经济活动也不多。所以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有助于国民财富增长的GDP增长，而不是单纯的GDP增长。我们不要为了GDP而GDP，那样不是高质量的发展。

消费的挑战也很大。从学术上说，消费社会就是中产社会。如果一个经济体的中产阶级占比跨过了50%的门槛，到60%、70%时，才能成为消费社会。我们国家中产的比例还不到30%，也就是说我们的消费能力还是有限的。所以如果要建设消费型社会，还是要继续把“饼”做大，实现 “扩中”。

贸易方面，前几年，西方国家因为新冠疫情管控不力，刺激了我们的增长。但现在，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跟我们搞贸易摩擦，加上世界经济形势总体不好，我们的对外贸易受到很大影响。

当然，旧的“三驾马车”也还是有很多空间的。比如城市更新就需要投资。我们提出一个“软基建”的概念，基础房屋、建筑、公路、桥梁、5G科技都是硬基建，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公共住房则是软基建。

图源：新华社

在旧的“三驾马车”动力不足时，实现高质量发展，就要更加重视科创的力量，我称之为“新的三驾马车”：

一是具有基础科研能力的大学、研究所。实现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我们加强基础研究，从源头和底层解决关键技术问题。但我国尚未完全区分基础科研和应用技术，国内不少所谓的基础科研，其实是应用技术。恐怕我们还要改革教育体制、科研系统甚至是两院，尤其是中国科学院。

二是一大批能够把基础科研转化成应用技术的企业或者机构。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企业有很强的技术转化能力，但我国的工业实验室大部分是国有的，应当考虑如何让国家工业实验室与民营企业实现“国民”融合。

三是支撑基础科研和技术转化的金融系统。中国能不能成为真正成为经济大国，不仅取决于制造业的崛起，更取决于金融的崛起。我们没有像美国华尔街那样的金融体系，那我们能不能搞一个双金融中心？以上海或者北京为中心的，用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以香港为中心的，用来构建一个能和华尔街竞争的金融体系。

我们可以把近代以来的科技比作一座山，这座山是世界各个文明都有贡献的，但西方国家一直把持着这座山。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进入了这座山，从山下很快地往上爬，用了40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150年的道路。但现在美国感受到了来自中国崛起的压力，不让我们往上爬了，甚至要把我们赶出这座山。所以现在我们要用新型的举国体制进行创新，这种创新一定是开放状态的。因为创新有自己的特点，第一，需要思想市场，大家互相辩论，产生新思想；第二，要有商品市场，投入产出以后，投放到市场，回收成本，科研才能继续。

以开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新的“三大法宝”，那就是改革、开放、创新。开放是最重要的。开放是改革和创新的基础或者前提条件。

从历史经验来看，一个经济体越开放，越能实现高质量的发展。美国的优势在哪里？一是有开放的科教人才系统。可以说，美国制造不是美国人制造，美国在用全世界的人才进行制造、进行研发，我们的目光也必须投向国际人才市场。二是有开放的企业系统。美国有开放的企业制度，我在美国从来没听到过企业讲自己的市场份额有多少，他们只讲附加值有多高，但是中国的企业家都讲市场份额。开放不仅是一个国家向另外一个国家开放，内部各个要素之间的开放也很重要，所以我们要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三是有开放的金融系统。金融很重要，没有金融支持，经济很难发展。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

（图源：网络）

美国现在对我们的“掐脖子”也好、“脱钩”也好，只是个政治逻辑、行政逻辑，并不符合市场逻辑、资本逻辑。所以我们绝对不要帮着美国去“脱钩”，不能随逆全球化浪潮起舞，我们需要的是一次新的开放，我称之为“第三次开放”。

“第一次开放”是鸦片战争以后的被迫开放，“第二次开放”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的主动开放，“第三次开放”不仅是一场主动的开放，而且是诸多领域的“单边开放”。什么叫“单边开放”？就是不管你开不开放，我都开放。

从内部来看，我们已经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比如“双循环”。实践上，粤港澳大湾区、长江经济带、海南自由贸易港都在发展。不过，尽管我们设立了很多的开放地区，但开放还是相对碎片化的，不同区域之间存在壁垒，且缺乏统一的规则和标准，不同程度上阻碍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与更高层次的开放。党的二十大提出要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如果没有全国统一大市场就很难实现国内大循环。

国际大循环我们也很重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已正式生效，我国也已正式提交申请加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我们要解放思想，不要认为国际规则就是西方的规则，我们内部市场暂时缺乏统一的规则，通过对国际标准、规则的衔接，可以帮助我们弥补不足，完善内部的规则。

作为开放大省的浙江，如何实现省域现代化先行，我认为可以打造地域嵌入型的世界级经济平台。地域嵌入型经济平台最著名的如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日本东京湾区，它们吸引了全世界优质资本、优质技术、高端的人才。浙江也完全可以建立这样的平台。

总之，中国要继续保持开放，才能化解美国两极分化世界的企图，同时要争取国际话语权和掌握规则制定权，变被动为主动，让中国真正与国际社会和市场接轨，是中国实现现代化，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

*本文原载于浙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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