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月22日，癸卯兔年安静地到来。历时三年，让人无处躲避的疫情携风带雨，坏了四季，也乱了人心。生命错落，对于我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生活从来不是远大希望和伟大探险，而是一种莫之能御的洪流。时间的大钟已停止了敲打，深深的河水却继续滚动。在经历了周边世界的支离破碎和自身情绪的起起落落之后，我们虽然急于与上一个周期作别，但当告别真正来临的时候，我们还是选择平静地说再见。夕阳西下，我们来到这个城市的高处，透过盐和清水冲洗过的天空，注视着不远处的万家灯火。“目光所及，不经意间，便已聚就了人间”（托妮・莫里森）。没有浓烈的烟花和震耳的爆竹声，灯光里、空气中弥漫翻腾着的烟火气以另外一种方式宣布：我们从未被生活罚出场；我们一直在生活。

疫情改变了时间的度量方式，直接把这个时代简单、粗暴地划分为疫情前和疫情后。曾几何时，我们是如何热切地期盼着重启疫情后时代，去拯救那个属于我们的、唯一有可能被拯救的生活。然而，时代早已悄然变化，与疫情相关或是不那么相关的“枪炮、病菌与钢铁”加剧着文明的分化甚至对立，强烈冲击旧有的秩序和我们习以为常的规律。曾提出“平庸的恶”这个观点的汉娜・阿伦特一度对上个世纪的那个年代做出了如下论断：“没有头脑的鲁莽，无可救药的迷茫，或是自鸣得意地背诵已变得空洞琐碎的真理——在我看来是我们时代最显著的特征” 。令人不安的是，这些特征会不会也适用于描述我们这个时代？

“在时间的大钟上，只有两个字：现在”（莎士比亚）。从现在出发，站在没有标识的十字路口，我们将以什么样的方式开启疫情后的时代？既然拒绝全球化不是选项，空洞的道德说教也不解决问题，我们将如何理解迎面而来的这个时代的历史意义？我们必将置身其中的这个时代，会是人类历史长河中能被辨识出的一个伟大时代吗？

伟大时代，从来没有门牌号。真正定义和塑造一个时代的，是这个时代的人物、这些人物的品性、他们的抉择与判断以及他们在困境中所展现出的力量。变革时代和混沌之地是智慧和思想诞生的地方，而思考的深度和清晰度直接决定我们认知和行动上的优势。我们需要积极和勤奋的思想者。他们不囿于成见，不固守在自己熟悉的认知体系里，坚持通过不断的学习去深刻把握经济社会发展沉淀形成的底层逻辑，并以此为基础理解我们这个时代在浩瀚历史中的位置，进而通过对因果关系的分析识别出那些必需但又难以解决的关键问题。

进入后疫情时代，关于中国未来的各种观点纷争大多可以溯源到对一个最关键问题的不同回答：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空间还有多大？（即，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率是多少？）。因为改革开放以及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我国在疫情前保持了超过四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其中，推动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因素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平均年增速更是高达到4%以上，远超美国1870-1970年推进工业化进程时年均2.1%的水平。然而，进入本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之后，因为完成了工业化进程，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开始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目前已经降到2%以内。一个现代化的经济体一般情况下其增长的一半是由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来贡献的，习惯了对历史进行线性外推的人们很容易得到结论，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率应该在3%左右；如果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增速能够从目前2%实现一个V型反弹提升到2.5%或以上，那么我国的长期增长率将在未来较长时间保持在5%左右。然而，翻遍历史书，我们并没有找到支撑这种可能性的现成答案。

我们应该接受基于历史规律的裁决，还是努力寻找并实现那些驱动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能够实现V型反弹的动能？这包括：以数字化转型和能源转型为核心的再工业化、与再工业化相关的新基建、大国工业、更彻底的改革和更高水平的开放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推进碳中和带来的彻底且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这五个因素，再加上相应的大量的投资以及实现它们所需进行的经济运行底层架构的改革甚至重塑，勾勒出一个完全不同的宏大叙事，指向历史一种新的可能性。

著名历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曾在《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中这样叙述：“一个国家之所以伟大，条件之一就是既能够吸引别人的注意力，又能够持续保有这种吸引力。当西方刚刚接触中国时，中国就明显表现出这种能力；几个世纪以来，流行风潮的无常，政治情势的改变，也许曾使中国的光彩暂且蒙尘，但是中国的吸引力却从未完全消失过。无论是中国在西方引起的强烈情感，一波又一波尝试描述并分析这个国家及其人民的企图，还是西方人对有关中国消息的强烈兴趣，都明确道出了这个国家所散发的魅力。”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必然充满挑战和各种不确定性，但是有可能创造一种历史新的可能性本身，就已经注定这个国家走向的是一条不凡而伟大的路。

实现历史这样一种新的可能性，我们需要大量勇敢、敏捷、韧性的行动者。他们不解释、少抱怨，坦然地接受命运的各种捶打；他们是这个时代的梦想者、实干家、美好生活建设者、市场经济忠实的守望者。中国过去四十多年经济高速发展留下的最大一笔财富是1.6亿个大大小小的市场主体和支撑这些市场主体崛起的企业家精神。这1.6亿个市场主体以及背后的企业家、创业者以及建设者把他们对美好生活的祈望、对更多财富的追求反映到以市场交易为基础的各类经济活动中，把构成中国经济的各个部分联结形成一个密度极大的生产网络。针对处于网络节点位置的行业（节点行业）的投融资、技术进步、产业政策沿着生产网络外溢，带动上下游的发展，形成对总体经济的一个倍数扩张效应，极大地推进中国工业化进程和总体经济的高速增长，这也是中国经济过去四十多年取得巨大成功的底层原因之一。可以说，正是这些市场主体以及隐身其后的行动者们最终使得市场机制基本成为我们这样一个具有显著“差序格局”特征的经济体资源配置的决定性方式，没有迷失在现代化的进程中。

营造更为有利的营商环境，特别呵护这1.6亿个市场主体尤其是其中数量超过百分之九十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业者的信心，将短期的经济增量政策和长期的结构性改革举措尽可能向民营企业和小微经营者倾斜，让他们成为政策和制度变迁最大的受益者。这一切直接决定迎面而来的这个时代在历史中可能出现的位置。

实现历史新的可能性，我们需要专注于解决众多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做必需但是难以改进的事。后疫情时代，科技突破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驱动力。研发特别是基础科学研究更是科技突破的基础，2022年，我国研发投入首次超过3万亿元，占到GDP的2.55%，达到了工业化国家的平均水平。但是，我国研发开支中真正用于基础研究的经费占比仅仅为6.32%，这个数字在美国是17.2%，在法国更是高达25%。基础研究方面的投入不足，严重制约了我国原创性、引领性科技的创新能力，让我们在诸多领域受制于人。“如果你不能变成大海，那么你每天都会晕船”（莱昂纳德·科恩）。我们能否在未来将用于基础研究的经费提升到研发总额的15%？

收入和发展机会不平等一直是制约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痼疾，而这种不平等集中体现为城乡差距——2022年，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的2.45倍。农业全要素生产率（TFP）水平相对较低和农业转移人口无法实现真正的市民化是形成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主要原因。缩小城乡差距，一方面需要大力增加对农业、农村和农业人口的投资，提升农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增加农村居民的首次分配收入；另一方面，需要让农村用地能够真正流转起来，这样既可通过集约化生产提升农业的TFP，又可通过土地使用权的市场化交易提升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

更为重要的，我们需要极大地提升数量庞大的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程度。我国目前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65%，但是按户籍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只有47%。有无户籍这个身份认同带来禀赋资源（例如，教育、医疗资源、就业机会、跨越阶层的可能性等）的差异、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收入和发展机会不平等……这些在宏大叙事中并不显眼，往往令人忽略的细节折射出一个时代的温度，真正反映了一个时代的伟大与否。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18个百分点差距能否逐渐减少并最终趋近0，应该成为衡量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指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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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年前，在那个伟大的80年代，有一个叫海子的诗人在一首名叫《夏天的太阳》的诗中写道：“你来人间一趟，你要看看太阳；和你的心上人，一起走在街上；了解她，也要了解太阳。”在这太阳下长大，我们必须明白，是时代选择了我们，将它的今天和明天交予我们决定。我们需要了解这个时代，了解它的钻石与铁锈（diamond and rust）、伟大与卑微; 我们需要去定义这个时代，去竭尽全力打一场好战，争取实现历史一种新的可能性。

刘俏，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金融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十四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2017年《中国新闻周刊》“影响中国”年度经济学家。刘俏教授在公司金融、实证资产定价、市场微观结构与中国经济研究等方面拥有众多著述，其著作包括《我们热爱的金融——重塑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金融》、《从大到伟大2.0 —— 重塑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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