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山东、广西等多地人社部门宣布，调整应届生身份的认定标准，核心内容主要有两方面：第一，放宽毕业时间的限制，比如明确高校毕业生为近2年，甚至近3年内毕业。第二，上过班、缴纳过社保不再作为否定项，也可视为应届毕业生。

对应届毕业生身份认定政策的调整，引发热议。其实，这些年，高校呼吁放宽毕业生身份认定的呼声非常强烈。

应届毕业生，追根溯源，是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过去一段时期，高等教育是各级单位的一个重要人才选拔渠道，因此在用人上，应届毕业生就是核心来源。高校参与了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可以保障质量，也得以最大程度保证用人时的公平公正。

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不少用人单位仍然沿用招聘应届生这一信条。2024年公务员国考的招录计划中，超过65%的岗位只开放给应届毕业生。落户、购房与住房补贴等相关配套政策也都与应届毕业生挂钩，应届毕业生资格的附加值越来越高。

客观来讲，不少体制内的单位强调应届毕业生的资格，对于促进大学生就业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即对于工作经验与社会经验欠缺，在就业市场上缺乏竞争力的应届大学毕业生进行了区别化保护。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政策在大学生就业的实践中副作用越来越大，尤其是对当年毕业的限定，对大学生就业的掣肘和阻碍越来越凸显。

2024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达1179万，再创历史新高，与此同时，过去几年，大学生的就业去向发生了更为明显的变化，稳定为主的体制内成为大量毕业生的理想去处。近年高考中，军警校热、师范热、委培生热等都是这一就业选择的重要体现。

基于上述现实，体制内对应届大学毕业生资格的限制，包括落户等附加政策的加持效应，逐渐被放大，产生了指挥棒一样的反作用。大量毕业生为保住应届毕业生的就业优势，在没有找到理想工作，没有进体制之前，就想尽办法延期毕业，一些毕业生即便有了一份工作，也不敢上社保，以免丧失了进体制内的资格，对大学毕业生就业造成更多干扰。这一理论上促进大学毕业生就业的政策，成为大学生就业的制度性障碍。

应该说，这次多地人社部门对应届毕业生身份认定的调整，是对广大毕业生与家长呼声的积极回应，更是根据新的就业要素与环境的变化，深化就业体制机制改革的一个开始。

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把城镇就业预期目标设定在1200万以上，解决1179万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至关重要。未来10余年，大学毕业生数量还将伴随高等教育的发展持续增长，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将更为关键。

在此背景下，相关部门需与时俱进，全面系统地检视还有哪些政策在限制、掣肘大学生就业，给大学生灵活、充分就业造成了障碍，更不能固守原有的思维定式，比如牢牢限定应届大学毕业生的概念。

在高等教育普及的背景下，体制内“应届生”这一概念对大学毕业生就业的保护价值越来越小，也越来越不适应非歧视的公平就业环境的建设，需要考虑适时退出了。

当然，其他相关部门也必须行动起来，对于附加于应届大学毕业生的落户、住房补贴等政策，也必须同步调整，全力服务于大学毕业生就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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