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性竞争可能会对产业生态的发展带来灭顶之灾！”上海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陈方若毫不讳言“内卷”对产业生态的负面影响。7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强化行业自律，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这一提法，迅速成为业界学界关注的焦点。

中国制造产业生态如何？中国供应链到底面临哪些不确定性？近日，由中共深圳市宝安区委宣传部、深圳报业集团联合主办，深圳商报/读创客户端承办的“新质生产力 链动大湾区”高质量发展调研行携手上海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交大深圳研究院，深入调研宝安先进制造业集群。调研采访组与陈方若面对面，探讨管理学家眼中的产业创新与中国制造业发展路径。

《深圳商报》调研采访组 摄

优质产业生态是中国制造业重要家底

数字化为企业管理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工具

深圳商报：您这次走访了深圳的智能制造企业，如雷曼光电、大族激光等，这些企业在哪些方面给您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

陈方若：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这些企业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到世界前列，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

雷曼光电，是LED行业的领头羊。20年前，这个产业领先世界的都是一些日韩公司，美国也有一些。后来中国企业从低端产品开始，借助中国大市场的优势，加上中国企业家非常好学，而且学得很快，现在形成了一个格局：全球60%-70%的LED产业都在中国，而且大部分还在深圳。这样的一种速度是非常了不起的。

大族激光也是同样印象，一个行业从低端到世界领先，也就短短十几年。我想不同行业这种故事非常多，说明了中国制造业蓬勃发展，而且我相信未来一定能够做得越来越好。

深圳商报：提及智能制造，有一个高频词：数字化转型。您多次提到数字化转型的本质是管理创新，这个怎么理解？

陈方若：我一直在商学院提倡一个观点：管理也是生产力。我们每一次工业革命都极大地提升了人类生产力。特别是企业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受益于技术创新，另一方面还有管理创新。

现代管理学之父德鲁克讲过一句话：管理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让平凡的人做出不平凡的事。管理如果做得不好，可能就是蛮干，不是巧干。

我想强调这一点：大数据、人工智能都是技术上的一些创新，其为管理进一步提升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工具，一种前所未有的工具。数字化转型浪潮下，管理的本质没有变，还是在不断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个是最关键的。

深圳商报：当所有企业都在高喊数字化转型的时候，有哪些值得警惕的现象？

陈方若：很多企业，真的就是为了数字化而数字化。数字化在我看来是个过程变量，不是终极目标。它只是一个工具，要用来解决问题的。

我调研的数字化转型比较成功的企业案例，很多时候是问题导向，就是说这个问题按照传统的方式无法解决，或者解决得很不好。现在有了数字化这种新方法，就可以把问题解决得更好。

企业要考虑投入产出，而不是买了多少设备，建了多少网络，数字化水平就牛了。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对企业来说是致命的。

优质的产业生态是中国制造业底气

深圳商报：实际上，深圳一直将数字化转型作为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要抓手。在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中，如何将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

陈方若：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我看了这么多企业，从产品研发到生产到最后的交付，再到后期的服务，都可以从数字化转型中获得一些新的价值，全链路的数字化提升，但是成本也很高。

数字化转型是一个新的机会。对于政府来说，为企业提供服务非常重要。比如，提供成功的案例。即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解决了什么问题，提高了多少效率，把这些案例做一些推广。当然，政府要为企业提供新的思路和新的方法，而不是干预企业内部管理。

深圳商报：2023年，您给自己定了一个行业研究目标：带队走遍中国的灯塔工厂。目前走了多少家了？

陈方若：我们走了接近30家灯塔工厂。全球现有162家灯塔工厂，其中62家在中国，全球排名第一，这也说明了中国制造业的力量。

深圳商报：走了这么多企业后，您如何看待当前中国智能制造的产业生态？

陈方若：我觉得中国制造业很重要一个家底，就是优质的产业生态。这种生态对制造业的发展至关重要。从政府的角度，从国家的角度，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努力维护生态的健康。

企业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在产业生态是否健康。现在很多行业很卷，市场化良性竞争非常好；但是，恶性竞争可能会对产业生态发展带来灭顶之灾。

如果大家都疲于奔命，然后再“打价格战”，整个行业都会受影响。如果头部企业也把很多的精力用来打价格战的话，势必会减少研发的投入，研发没跟上去，整个产业都会落后，整个生态就会萎缩。

深圳商报：健康的产业生态应该是什么样的？

陈方若：是一个系统工程。我觉得应该是物种的多样性。企业的健康发展，其实跟它的供应链上下游和整个生态的健康密切相关。没有塔基就没有塔尖，领头雁重要，这个生态也很重要。

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不能只关注“高精尖”，不能只看顶部企业，而是要创建更好的营商环境和竞争环境，营造多元化、生机勃勃的产业生态。

深圳商报：如果进行横向比较，大湾区产业生态跟长三角产业生态有何不同？

陈方若：我们真的非常希望研究这两个中国最活跃经济体在产业生态方面的一些区别。这一点还在研究当中，还不敢下结论。但是我认为大湾区这边，企业的活力、产业的活力好像更好。

几个月前，上海交大深圳行业研究院和中国发展研究院联合发布了《全球城市产业创新指数报告》。报告显示，深圳产业创新指数位居全球城市首位。深圳在产业创新产出、产业创新绩效两个分项指数上排名第一。在全球城市中，深圳和周边区域协同形成非常强的产业化能力。

供应链最大的挑战就是不确定性

深圳商报：供应链管理，一直是您重点研究的方向。当下，供应链面临哪些不确定性？

陈方若：过去几十年发展，我们有个概念叫全球供应链，产地和市场均可以在不同的国家，即全球生产、全球消费。连接产地和市场的跨国生产与运输网络，我们称之为全球供应链。它的作用就是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优化布局、提高效率。

供应链最大的挑战就是不确定性。国际局势的变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特别是中美关系，因为地缘政治的问题，使得供应链的不确定性又上升到一个新的等级，所以这个挑战越来越大。当然，也有全球供应链重组的不确定性。

深圳商报：要如何应对，供应链才更具韧性？

陈方若：应对这种不确定性，企业之间最重要的方法就是信息透明。比如，我们前面讲的数字化这种技术，通过对历史数据的分析，让我们更好地预见未来。如果数据能够打通，企业应对不确定性的方法就更多了，由此也能作出更科学的决策。

另外，还有个决定性的因素就是营商环境。营商环境中的不确定性越大，供应链效率就越低。因此，为了提高我国供应链竞争力，必须不断地优化营商环境，最大限度地降低各种不确定性。

从“行业研究”切入 打造一流商学院

在全球顶尖的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执教25年后，陈方若为何回到母校执掌上海交大安泰经管学院？访谈中，陈方若给出了一个明确答案：我想打破传统商学院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困局，探索商学院的破局之路，打造全球一流商学院。

为何要破局？陈方若向记者讲述了一段往事。在哥伦比亚大学担任终身讲席教授期间，曾有媒体找到他，希望能与哥大教授谈谈美国汽车行业的现状。因自身对该行业没有太深的研究，他不敢就此话题发表观点。随后找了一圈发现，作为全球顶级商学院居然找不到一个教授就该行业发表观点。“这件事带给我很大触动，说明商学院理论跟实践脱节的问题非常严重。这并非新问题，而是一个普遍存在的老问题。”

“很多企业家批评商学院，对此我感同身受，希望能够改变商学院这种‘象牙塔’生态。”陈方若说。

2018年，陈方若结束了在美国33年的求学与任教生涯，回到母校担任安泰经管学院院长一职。“我认为，安泰经管学院应该致力于成为一所世界级的商学院，突破传统，勇立潮头，最关键的就是破解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困局。”陈方若表示。

如何破局？陈方若决定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明确提出以“行业研究”为切入点，采取“纵横交错，知行合一”的策略，旨在构建学术研究与行业研究纵横交错，相辅相成的生态，探索一条通向全球领先地位的路径。2018年，上海交大行业研究院应运而生，两年后深圳行业研究院成立。近6年时间里，组建了30多支研究团队，研究领域覆盖金融、能源、制造、服务、流通等行业板块。

2023年，陈方若给自己定了一个行业研究目标：带队走遍中国的灯塔工厂。一年时间，跨越多个省市，调研走访了近30家灯塔工厂，对中国智能制造的产品创新、管理创新，以及商业模式创新有了更深刻研究，更激发了他和团队持续调研、从教师源头真正改变商学院生态的决心。

“打铁还须自身硬，这个最关键。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就是想改变商学院最核心的资产——教师。”陈方若说，为什么要做企业调研，为什么要把理论要跟实践结合起来？“因为没有跟实践结合的理论是伪理论，把这些理论传授给学生是一种伤害。我们现在做的就是练内功的事儿：先改变自己，然后再改变世界！”

好消息正在不断传来。今年6月，安泰经管学院与宁德时代共建的21世纪跨国企业战略研究院正式成立。产业发展与商学教育融合的探索，有了更为具象的国际合作研究平台。陈方若说，希望以此推动跨国企业发展，并探索全新的人才培养模式。新一轮商科教育变革的实践，正以开拓之姿扬帆起航。

附录：《深圳商报》纸质报道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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