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的燕园草长莺飞。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坐落在北京大学古色古香的朗润园里，林毅夫先生的办公室就在院落纵深处。对于林毅夫先生来说，这是一个忙碌的下午。刚开完万众楼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课题”开题会，林毅夫先生就匆忙赶来接受《财经》访谈。近期，林毅夫与其他学者合著的《新质生产力：中国创新发展的着力点与内在逻辑》一书出版。书中强调，全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已成为推动中国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

作为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南南合作发展学院院长、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英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林毅夫始终将学术视野聚焦于中国经济发展与经济体制改革。他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总结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转型成败经验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主张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应实事求是从自身要素禀赋和其结构的现实出发，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下，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这一次，我们谈论的话题是新质生产力。去年7月以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四川、黑龙江、浙江、广西等地考察调研时，提出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去年12月中旬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又提出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今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文，提出新质生产力的主要考虑是：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

林毅夫在北京大学获得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回国前在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作博士后研究。他曾任国务院参事，全国工商联专职副主席，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现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作为同时拥有国际视野与从政经验的经济学家，林毅夫向《财经》指出，每一次科技革命都将带来巨大的产业变革，蒸汽机、电力、计算机与信息技术之后，我们现今正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相对于原来的技术和产业，每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所释放的生产力都是“新质生产力”。

当下，关于“新质生产力”众说纷纭，甚有流于表面之虞。但林毅夫廓清，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相对于原来的技术和产业必然有高科技、高质量、高效能的特征。发展新质生产力必然要有作为技术革命载体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然而不能不顾物质条件，一哄而上，也不能忽视、放弃传统产业，搞一种模式。新质生产力的要义是技术革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其必然要有的载体，然而传统产业也可以通过采用革命性的新技术实现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成为新质生产力的载体。其实，即使现在的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时，这些产业也会成为当时的成熟的、主导的产业，届时也很可能会有新的技术革命而有那时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那时的主导产业也需要新技术来发展新模式、新动能。

第三次工业革命，我们赶上了发达国家。但如果我们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时落后了，可能又会拉开差距。

生产力迭代是人类发展的内生引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了历史性交汇。自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后，“新质生产力”已成为热词。您怎么看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与战略意义？

我很高兴能跟大家一起探讨新质生产力的话题。自18世纪的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社会发展，确实是一个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新质生产力不断涌现，促进社会不断进步的过程。18世纪工业革命之前，中国的发展成就在世界领先，那时人类处于农业社会时期。一些经济史学家的研究发现，当时西欧国家每年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只有0.05%，要1400年，人均GDP、人的物质拥有量才能翻一番。和平时期，人口增速快，粮食就不足，带来社会动乱和国与国之间争夺生存空间的战争；社会动乱和战争后，人口减少，粮食有了余裕，人口增速加快，又出现了瓶颈，粮食不足、战争，处于如此循环往复的马尔萨斯陷阱。西方社会是这样的，中国古代社会改朝换代也与此有关。

发端于西欧的工业革命之后，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经济发展一日千里。按照经济史学家的研究，西欧北美等工业革命先行国家人均GDP增速突然跃升了20倍，从每年只有0.05%增加到1%，人类物质拥有量翻倍的时间，从1400年减少到70年，人均预期寿命也延长了。传统农业社会，人类的预期寿命不到35岁，工业革命后随着物质增加、生活改善，预期寿命慢慢从35岁、40岁、50岁、60岁，延长到70岁、80岁。这都是科技革命带来产业变革、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当时，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国家没有抓住这个机遇，出现了大分流，我国和非洲、中南美洲、亚洲许多其他国家一样成了西方工业化国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

开端于18世纪50年代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是以蒸汽机的发明和运用为代表，接着在19世纪70年代开始了以电气化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其后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了以计算机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每次工业革命间隔的时间在不断缩小。实现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国家，人均GDP的增长速度比工业革命前增加了20倍，100多年后这些国家引领了第二次、第三次工业革命，人均GDP增长速度翻了一番到2%。每一次科技革命都带来了新的产业和旧产业的新技术改造。我们现在正进入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基因工程、生命科学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和前几次工业革命一样，会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涌现和传统产业的技术换道革新，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大发展。

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中国经济意味着什么？错失新质生产力会怎样？

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遇，让新质生产力不断涌现，关系到两个大局的统筹。

第一个大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这要求我国到本世纪中叶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为现代化强国必须有生产力水平领先于全世界的实体经济作为支撑，那时的主导产业会是涌现于当前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我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75年的不懈努力，尤其是在十八大以后在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的指引下，我国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绝大多数产业上追赶上了发达国家。我国必须抓住方兴未艾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上我国和发达国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的战略机遇期，成为这些产业的领先国家，这样新中国才能在2049年成立100周年时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的目标。

第二个大局是我国正面临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所带来的各种风高浪急，甚至是惊涛骇浪的考验，各种外部打压随时加速出现。虽然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之前的钢铁、造船、计算机、信息技术等不少产业中国已处于世界领先，但是，光刻机、基础芯片相对落后，面临被“脱钩断链”，威胁到我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一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我们若不发展好，我国可能再次落后。我们只有勇立潮头面对挑战，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上，领先于或与西方发达国家并驾齐驱才能避免被“卡脖子”的被动局面的不断出现。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所带来的风高浪急、惊涛骇浪的挑战，要求我国发展好、布局好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同时，利用好新的数据技术、新的人工智能技术、新的绿色技术改造好我国的传统产业，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以传统产业的物质基础支撑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二者相辅相成，才能驾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我学习总书记一系列论述的一点心得体会。

新质生产力的范畴，目前有争议。一方面认为，新质生产力是指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前沿科技领域，是新兴行业或未来产业。另一方面的观点则认为，部分传统产业经过技术改造后可以成为新兴产业，建议国家政策不要过于强调产业的划分。您怎么看？

新技术要以产业为依托和载体。总书记强调，要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新产业必然是新质生产力的载体，但传统产业也同样可以是新生质生产力的载体。蒸汽机带来火车、轮船等新产业，但蒸汽机也被用来改造原来的纺织厂设备，让工厂里的水力动力变成蒸汽动力。电气化技术固然带来了电灯、电器、电机等新产业，但也被用于替代传统工厂里的蒸汽机、内燃机等。同样的情形也体现在第三次工业革命，计算机技术创造出科研用、商用大型计算机，个人用桌上、手提计算机和手机等新兴产业，但也用于改善机床、汽车、轮船等各种设备的控制，并广泛应用于工业、商业、服务业的各种活动。大数据、人工智能、基因工程的科技革命带来了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同时也可以用来改造传统农业、制造业，以提质增效，这些传统产业也同时会对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配套。特斯拉在美国发展新能源汽车十多年，年产不到3万辆，差点破产，2019年到上海来投资，第二年就生产48万辆，使得特斯拉成为市场估值高达6000亿美元的全球第一大汽车企业，其奥秘就在于我国传统产业的配套能力强。所以，抓住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机遇发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时，对我国配套齐全的传统产业为载体的技术变革不能厚此薄彼，必须齐头并进，我国才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上胜出。

了解新质生产力的本质、决定因素、发展动力对我国统筹两个大局至关重要。中国是拥有5000年辉煌文明的国家，有研究发现在15世纪、16世纪之前，我们领先于全世界1000多年，但是因为错失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机遇，我国突然就落后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也没能赶上。但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各个产业我们基本追赶上了。计算机的生产、应用以及信息技术的普及发展，我国在许多方面领先于全世界。中国4G、5G网络的铺设是全世界覆盖面最广的，相关专利最多，6G技术的研发也处在全球前列就是例证。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我们赶上了发达国家，使得我国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果我们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时落后了，可能又会拉开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

当下，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涌现，我们与发达国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并且有四个方面的独特优势：一、中国拥有14亿人口，人才跟人口成正比，我们有丰富的各方面科技人才的优势；二、中国拥有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最新的技术可以在各类场景快速应用，快速达到规模经济的优势；三、中国拥有最齐全的产业配套，能够迅速、较低成本地将概念变成产品的优势。四、中国拥有制度优势，我们能够充分发挥有效市场、有为政府两只手的作用，紧紧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当然，目前新兴产业的数量还是少数，未来产业只见端倪，绝大多数产业还是传统产业，但是，传统产业也是中国就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我们要用产业数字化、人工智能、绿色技术来提升传统产业，使其也成为新质生产力的载体。传统产业不能说就是落后产业，传统产业可以采用革命性的科技来改造，实现高端化、高质化、高效化。

随着科技的不断革命，任何产业都会从未来变成新兴，从新兴变成传统，但是，只要其产品还有市场需求，对其生产还符合当地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这样的产业都应该不断依靠新技术来提质增效，提高竞争力，这是企业持久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任何产业永葆新质的内在要求。

最重要的还是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发挥各地的比较优势，有些地方还要充分利用自身的后来者优势。

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但发展新质生产力更亟待统筹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如何统筹好发展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关系？

新质生产力必然以产业为载体。由于它牵涉第四次工业革命，所以会出现一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比如人工智能、机器人、无人机、生命科学产业等等。但是产业只是载体，新质生产力最核心的本质是技术变革带来的生产力水平提高，必然要求是高科技、高质量、高效能，传统产业也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比如一家传统产业的工厂，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绿色能源进行改造，增加了产出，降低了成本，提高了质量，增强了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同样体现了高科技、高质量、高效能、高端化。

我们要完整准确全面地理解新质生产力，确实要像总书记强调的，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这就要区分哪些是未来产业，哪些是新兴产业，哪些是传统产业的提质增效？这个度怎么把握？最重要的还是实事求是，根据现有的产业基础，因地制宜发挥各地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有些地方还要充分利用后来者优势。

新结构经济学根据一个产业的技术和世界前沿的差距、是否符合比较优势、是否是技术革命涌现的新产业等三个标准把中国现有的产业分成五大类型：追赶型产业、领先型产业、转进型产业、新兴型产业和战略型产业。首先，追赶型产业。我们有，发达国家也有，我们还在追赶，在传统制造业上不少方面还处于这个阶段。比如，一些装备制造业、材料产业，发达国家在前三次工业革命期间始终领先，生产力水平保持在世界前沿，我们还在追赶，芯片制造和光刻机就是这类产业的代表。第二类，领先型产业。二战前就有电视机、空调机了，这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电气时代的产物，现在我们的家电产业已经处于世界领先。第三类，转进型产业。过去中国领先，但后来由于资本积累、要素禀赋结构变化、比较优势转变而失掉了比较优势，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发展起来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业，鞋、箱包、纺织等就是例子，企业必须转向附加价值高的微笑曲线两端的品牌、产品设计和市场渠道管理，加工部分必须用机器换人来降低成本以烫平微笑曲线或转移到工资水平低的内陆或国外去创造第二春；另外，还有一些产业，技术路线换道，原来的产品失掉了市场，例如，数码相机的出现使得彩色胶卷失掉了市场，日本的富士胶片公司面对危机依托原有的技术优势，进军生物医药、化妆品、高性能材料等领域，将胶卷生产中的胶原蛋白技术运用到化妆品中，利用超薄涂抹技术开发偏光板保护膜，用于液晶电视机和智能手机就是例子。第四类，新兴型产业。这类产业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新产业，我们和发达国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在一些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的短研发周期的新兴产业上，比如，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等新产业，中国人多，人才多，并且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新发明、新创造出来的产品或技术在国内可以马上获得很大的市场，并可以利用我国产业配套齐全的优势快速将概念变成产品；另外还有一些是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变化，使得一些地方得以进入到一些过去没有比较优势而未发展的产业，这些产业在国内国际市场已经成熟，但是对当地来说是新的产业，许多在我国东部的成熟产业，在西部则是新兴型产业。第五类，战略型产业。这类产业有些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产业，有些则是第四次工业的新兴型产业或未来产业，战略型产业的特点是研发周期特别长，需要十年甚至二十年，由于研发周期长需要大量的金融和物质资本的投入，发达国家从工业革命以来，资本长期积累，资本在要素禀赋中相对丰富，在需要大量资本投入的产业和技术上具有比较优势，我国尚不具有比较优势，但是，这类产业关系到我国的国家安全、经济安全，为了避免被“卡脖子”，需要自己来发展的产业。

对于追赶型产业，我国除了利用后来者优势来追赶之外，有些则可以借助革命性新技术来进行换道超车。例如，以内燃机为动力的汽车产业，我国十年前还处于追赶阶段，现在转为新能源+人工智能的无人驾驶，我国的汽车产业从追赶型产业变成了领先型产业。

对于领先型产业，我们必须不断利用新技术赋能，依靠新质生产力的不断提升来保持产业的地位，也要关注技术革命，防止像日本、韩国、德国的汽车产业被后来者换道超车。

对于转进型产业，有能力的企业可以进入附加值高的微笑曲线两端，经营品牌、开发新产品、掌握市场渠道，像李宁、安踏等运动产品那样，或利用互联网、短视频来构建新的业态，像希音、Temu等。生产环节的企业则要考虑利用人工智能、自动化技术来降低生产成本以烫平微笑曲线，或转移到工资成本较低的我国中西部地区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创造第二春。

对于第四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短研发周期新兴型产业，我国的发达地区，拥有资本、人才、产业配套的优势，可以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下，为企业家创造大有作为的环境来抓住新技术革命的机遇，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对于还处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同样要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下为企业家抓住产业转移的机遇，发展符合当地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的新产业，并使用数字化、人工智能、绿色技术等来提质增效，使产业高端化成为新质生产力的载体。

对于战略型产业，关系到国家安全或经济安全，虽然不符合比较优势，我国也必须自己发展。这类产业有些属于新兴产业，研发周期长，我国需要和发达国家竞争；有些属于未来产业，我们现在必须布局；另有一些属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产业，发达国家已经发展了几十年，在世界领先，我们还在追赶。这些产业需要有国家的支持才能发展起来，有些则需要运用新型举国体制来发展。

怎么防止一哄而起、泡沫化？最重要的是实事求是，按各地的产业基础和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适合当地发展的产业。现在我国85%的产业仍属于传统制造业，大多数还处于追赶阶段。我国人均GDP是1.27万美元，而德国4万多美元，韩国、日本3万多美元，美国8万美元，就是因为我们绝大多数产业的生产力水平还低于这些发达国家，还在追赶。各地应该按照自己的比较优势，尽可能利用后来者优势，以引进、消化、吸收来进行再创新，或者用革命性技术来换道超车。多数新兴产业则需要有大量的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适合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武汉、南京、长沙、西安、成都等大学、人力资本、前端产业集中的发达地区来发展；太阳能、风能、数据储存等则需要有合适的地理条件，像太阳能产业适合在人烟稀少的西部沙漠、荒漠地区发展。未来产业的布局则需要国家支持，条件合适的地方可以和相关企业、科研院所、国家实验室合作。

各地在发展作为新质生产力载体的产业上最重要的还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按照各地现有产业的基础、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源的条件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布局，通过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把这些产业做大做强。

可是有些地方政府很难做到实事求是，都认为自己有能力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这里就要认清新质生产力的内涵。新质生产力同时具备高科技、高效能和高质量。靠政府的补贴扶持有可能达到高科技的标准，但是，高效能呢？没有高效能就不可持续，到最后一定是一哄而散。没有高质量，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加的美好生活的期望，就不会有市场、有竞争力。新质生产力以产业为载体，但要求必须是高科技、高质量、高效能。传统产业经由数字化、人工智能化、绿色化等革命性技术的改造，同样可以具备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同样是发展了新质生产力。

您刚才提到，战略型产业需要国家实验室支持，这涉及创新的核心问题。站在国际视角上，中国下一步创新怎么做？怎么看待机遇与挑战？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我国不仅和发达国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而且还拥有不少优势。比如我国拥有14亿人口，人才数量大，理工教育跟世界水平差距不大，有的还领先，每年在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的毕业生超过500万人，另外我国的企业家和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也多，这是人才优势。当然，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比较高，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高科技人才移民到发达国家，我们要保持开放态度，做好自己的工作，创造最好的研究环境，利用最好的产业配套能力和市场应用前景，把像特斯拉这样的企业吸引过来。特斯拉在美国发展了十几年，技术不断创新，但美国产业配套不行，特斯拉在美国每年生产不到3万辆汽车，科技投入多，生产少，负债累累，差点破产。我们用开放的态度，欢迎特斯拉来投资，2019年在上海浦东设立工厂，一年建成，第二年生产48万辆车，特斯拉变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动汽车生产企业，帮助特斯拉使其市值达到6000亿美元，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汽车厂。

我们要用这种开放态度，欢迎国外新兴产业到中国来投资设厂。我们也要欢迎海外人才来中国工作，现在发达国家的科研投入每年大概占GDP的2.5%-3%之间，中国的比重也处于相同的水平，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是世界最大经济体，每年能够提供的科研经费在世界上是最多。这些年，中国每年申请的专利、每年在国际主要科技期刊发表的论文都是最多的，我们可以筑巢引凤，把世界上其他优秀的人才吸引到中国，帮助我们抓住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机会，让新质生产力不断伴随新兴产业涌现，把未来产业不断转化为新兴产业，同时也让传统产业焕发新质生产力的青春。

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有适合的生产关系。要探索分配制度，同时也牵涉金融制度的创新安排，传统产业需要的金融跟新兴产业不一样

大家说新质生产力主要是“三新”，除了“新制造”，还有“新模式”“新服务”。但是新服务和新业态，可能面临垄断市场。它们的空间您认为大吗？怎么发挥出力量？

新的东西，先让它出现。如果不让它出现，永远不会存在。比如现在互联网平台的规模经济很突出，确实有先入者的优势，如果处于垄断状态，利润高涨，就会吸引竞争对手入局去做类似功能的服务，淘宝最开始一统天下，后来出现了功能类似、模式略有不同的京东、拼多多，市场占有份额被不断蚕食。其次，我们要给新进入者创造合适的金融、法治、知识产权保护的环境，鼓励竞争，来防止垄断。第三，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确实有先发优势，优势积累一段时间，可能会呈现垄断。如果确实是垄断，就要用规制来打破，找到监督新技术的手段，保证竞争。有些新兴产业可能利用大数据杀熟，对此则需要有监管，来保证消费者的利益。总的来说，需要鼓励企业家发展新制造、新模式、新服务，等发展以后，再根据其特性来制定必要的法规以促进竞争、保护消费者，这样才能够抓住技术革命带来的发展机遇，让新质生产力不断服务于提高生活质量与发展质量来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的期望。

目前很多企业、行业都热衷于炒概念或者蹭热点，可能想吸引更多的政府的政策支持，言必称“新质”。您如何看待政府在引领行业中发挥的政策性作用，同时防止政府对新质生产力的大包大揽？培育新质生产力，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如何结合？

这是一个辩证的问题。新质生产力得靠产业为载体来实现革命性技术所带来的新质生产力，推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一定要有企业家来抓住这个机会，这要靠市场的激励。然而，市场失灵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过程中普遍存在，企业家要将新质生产力的机会从潜在变成实在，需要政府帮助企业家克服市场失灵。例如，需要有基础科研的突破才能产生革命性技术，否则革命性技术的开发就是无源之水，政府需要解决基础科学的瓶颈；基础科研突破后，还需要有能够利用基础科研的新知识来开发新产品的科技和企业人才，政府必须未雨绸缪，在投资基础科研时也投资于科技人才的教育和支持相关企业的发展。华为的5G技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华为的5G全球领先，华为5G技术的基础科研突破来自一位土耳其数学家的论文，土耳其为什么不能发展5G呢？因为没有培养出相应的技术开发的人才和企业。数学、科学、工程、技术的人才教育，都是政府要做的事。还有硬件方面，中国5G通讯全球领先，就是因为中国政府在4G、5G基站的铺设领先世界。平台经济发展好，也跟4G、5G网络的普及有关，通讯和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给业态的创新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总的来讲，市场有效以政府有为为前提，政府有为以市场有效为目标，这是相辅相成的。面对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要作为新质生产力载体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服务在我国源源不断地涌现，就需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合力。

各地都在致力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如何才能避免流于口号化或泡沫化，这就要把握好新质生产力的标准。第一，发展的产业是不是成为新技术的载体；第二，是不是提高了效率，提高效率才能盈利，才能持续；第三，是不是提高了质量，只有高质量的产品才能有持续不断的市场需求。满足上述三个条件的是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另外有一些未来产业，正在开发新的高技术，产品还不能量产，未能赚钱，需要培育。像华为这样的行业领先型企业为了维持领先会有能力和意愿投入。绝大多数的未来产业则主要靠科研院所、国家实验室来进行技术攻关，攻关获得突破后，科创人员或具有发展科创企业才能的企业家一般靠风险基金来将新技术发展成适销对路的新产业，我国的造车新势力就是典型的例子。地方政府对这类产业可以提供引导基金、税收优惠、厂房等来支持其发展。

如果有些地方一开始看不清楚，看清楚后已经形成了大量的浪费。

大部分地方政府官员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意愿，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的当头不愿意落后的心情可以理解，不过经济要发展好，还是要实事求是，结合当地产业基础和禀赋条件的比较优势，才能选准能够作为当地新质生产力载体的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技术革新。前面谈到的五种产业的划分，可以作为参考，以避免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时不作为或乱作为而丧失了发展的机遇或形成了大量的浪费。

有经济学家建议培育新质生产力，采取免税减税政策而不是补贴，这是个好办法吗？

企业投入生产，有市场、有收入、有盈利以后，免税减税才有效果。如果企业还没开始生产，或是产量还很小，营收还入不敷出，对企业免税减税的激励作用不大。此时像新能源汽车早期对消费者免税，可以鼓励大家购买新能源汽车，帮助企业的生产较快地达到规模经济，比对生产企业减税免税更有效果。如果是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则可以针对它的技术投入，进行抵扣税制度。我想不能一刀切，需要实事求是，根据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技术特性和每种产业的发展阶段的特性，才能设计出合适的政策措施。

发展新质生产力，要通过深化改革打破阻碍。比如，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要素市场化配置等改革，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您如何看新质生产力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系？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经济基础由生产力和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组成。因此，新质生产力必然带来一些生产关系的变革，这涉及对各种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研发者劳动者管理者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的关系以及收入分配的安排。华为的发展就是个例子，华为是第三次工业革命里的先进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并以此为基础抓住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遇，短时间里让中国的信息技术领先全球。我们可以看到华为的生产关系的变革，全员持股调动每位员工的积极性，每个员工都是公司的所有者，任正非持有的股权的比重只有0.73%，员工在劳动分配上是干好干坏不一样，多劳多贡献多得。

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有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要探索合适的所有制安排和分配制度，同时也要有和其适应的上层结构的相关制度安排，例如金融制度安排。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之际，追赶型、领先型、换道超车型产业中的企业可以利用自有资金、银行融资、股市、债市和政府的技改税收优惠来加大技术的升级换代；拥有发展新兴产业所需的人力资本、自然条件和产业基础的地方，也可以利用政府的引导资金、风险资本来支持创新性、成长性企业的发展；未来产业的超前布局则更多地需要有财政支持的科研院所、国家实验室、大学科研资金的投入；在互联网、信息、数字平台等产业处于世界领先的企业也可以利用其技术的积累和雄厚的资金投入能力来布局未来产业，避免被换道超车，以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保持世界领先的地位。

另外，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大量研发投入所取得的成果，技术研发成功后需要完善的知识产权的保护，企业才有积极性进行昂贵的研发，因此，我国也需要加强专利制度的立法和执法。新质生产力的研发有赖于具有创新精神的高科技人才，我国也要改变应试教育的制度加强创新型拔尖人才的自主培育，同时创造条件鼓励我国在海外工作的科技人才回国工作和吸引外国科技人才到我国来工作。

总的来讲，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上我国和发达国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若能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要素市场化配置等改革，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在生产关系的所有制形式、分配制度等以及支持企业投资、生产、运营的金融、专利、教育等相关体制上进行适应于新质生产力发展所需的制度创新，那么我国可以充分利用我国人口多、人才多、超大国内市场规模、齐全的产业配套以及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制度优势，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上胜出，为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驾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供坚强的物质基础，在新时代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2049年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都学课堂MBA带学班。读MBA，上都学课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