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上持有美元资产最多的国家之一。这里既存在严重风险，也有资源跨境错配的问题。这段时间全球出现了去美元化的趋势，不仅是中国，东南亚、欧洲、中东等国家都在寻找美元的替代品，这为我们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机会。人民币的国际化过程是市场驱动的过程，是一个“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过程。

2009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与香港金融管理局签署首单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人民币国际化就此起航。行至第15个年头，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和风险开始凸显，各国去美元化举措不断。当前人民币国际化进展到何种程度？是否能成为像美元一样的国际主要货币？地缘政治不断收紧下，人民币何以突围？南方周末记者就相关问题专访了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潘英丽。

先决条件是资本项目自由化

南方周末：国际上曾提出要用SDR（特别提款权）来取代美元，为什么没有成功？又如何走上了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

潘英丽：亚洲地区大部分国家至今仍然主要使用美元，而在全球美元体系中，中国实际上扮演了第三支柱的角色。美元体系第一个支柱是石油的美元计价，第二是美国军事基地所支撑的安保同盟国家作为美元区对美元体系的支持。第三支柱就是中国借助美元体系参与全球化分工，以及通过美元的使用和储备稳定美元体系。

2014年之前，人民币投放大都通过结汇渠道，也就是通过购买美元来投放，以美元作为储备来发行货币。这种制度包括今天的香港，其货币发行的性质相当于将美元作为“锚”。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遭遇了2008年金融危机，作为储备的美元资产面临巨大贬值或损失风险，推行人民币国际化的愿望变得非常强烈。

“美元武器化”蕴含机会

南方周末：伴随我国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当前人民币发行的“锚”由原来的美元储备转变为国债了吗？怎么理解这一现象？

潘英丽：要实现中美货币脱钩或人民币国际化，有几个核心环节。

一个是印钞权，也就是货币的发行机制和发行成本。我们要从以美元为储备基础，转向以国债为基础的发行机制，进而通过国家信用的支撑降低发行成本。

央行从2014年开始用MLF和SLF等抵押金融资产作为储备的方式支持货币供给，这在一定意义上导致2014年来央行资产负债表未能有效扩张。所以货币发行制度的改变需要中央政府发债，并由人民银行购买，形成常规操作机制。目前超长期国债的发行还不能代表央行货币机制的转变。

这一形式并无问题，但需要关注两方面：一是健全货币发行和调控下，国债发行和交易的市场基础；二是提高财政支出效率，促进供给和需求之间的良性循环。

重点是要研究供给怎么创造需求。第一，政府提供的产品必须是老百姓需要的，比如养老服务和教育。第二，投资必须创造就业。

另外，上市公司数据表明，重工业工资收入在营业收入中的占比是2%-5%，高科技企业是20%-30%，消费服务业40%左右。如果投资不创造就业，投资的产业工资占比仅2%-3%，就不能拉动消费，内循环就起不来。政府财政支出，是用老百姓现在和未来税收创造的购买力，因此必须投入创造就业、满足老百姓需要的项目。

我们以国债为基础发行货币，核心在于国债怎么使用，怎么促进内循环。

南方周末：怎么在保证人民币发行定价权的同时完成人民币国际化？

潘英丽：人民币的定价权，也就是如何提供中国产业与金融的国际定价能力。

比如与央行独立性有关的利率和汇率的定价权。利率与汇率的市场化与央行对利率、汇率的调控并不矛盾，只是调控手段需要与市场相适应。就产业而言，出口企业在产业定价上要有话语权，而不是一味压成本、压价的销售模式。

还有人民币计价权问题。美国是对全球严重透支的国家，但美元为何越来越值钱？真正值钱的并非美元，而是国际上那些最值钱的商品和资产都以美元计价，你要买它们就必须先获取美元。因此，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核心环节是国际基础性商品和优质资产能否用人民币计价，我们需要扩大海外商品和资产用人民币计价的市场规模，让人民币得到全球更多优质资源和优秀企业的支持。

2015年英国经济领事曾来找我，探讨人民币国际化问题。我建议伦敦方面探讨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在条件成熟时推进伦敦与上海市场的联通，即沪伦通。英国政府接受了这项建议，并于2017年的中英双边战略对话中向我国政府提出这项合作建议。

在此期间，英国政府发行了50亿元以人民币计价的英国国债，向中国政府表达善意。这也提示了一国货币国际化计价功能的战略意义。可惜后来我们把重心放在了上市公司两边挂牌的技术合作层面，失去了以此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可能性。

在人民币计价功能发挥上，目前可以探索在香港股市开设人民币计价板块，引入外国石油和稀有金属矿产类企业和高科技企业在香港或内地主板上市，同时提高国内股市培育优秀企业、有序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

人民币不能为国际化而国际化，简单追求人民币国际化的指标，很可能让我们背离最终目标。在中国经济体制尚未完成市场化改革、体制机制存在扭曲因素的背景下，光靠市场力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几乎也是不可能的。在政府主导型经济中，先要政府主导的改革理顺国内的体制机制，消除扭曲因素，才能让市场发挥更有效的调节作用。

应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南方周末：这两年外汇市场波动比较明显，该如何理解？

潘英丽：目前人民币对一揽子货币并未贬值。与几年前相比，人民币对欧元和日元还是升值的，只是对美元贬值而已。人民币如果近中期以6.9元为中轨，上下10个百分点波动，即在6.55-7.25间应该都是正常的，无须特别干预。而且我认为，随着美国经济衰退迹象显现，美联储调低利率，人民币下半年有升值的可能性。

从政策上看，人民币贬值和出口退税政策对出口的促进作用已是强弩之末，升值对吸引资本流入，帮助中资企业以更低成本对外投资和支配境外资源是更有利的。因此强势人民币可能是央行未来的可选政策之一。

南方周末：近两年美联储利率居高不下，为何美股却不断走高？

潘英丽：目前美股存在一定泡沫。股市靠少数高科技企业支撑。这些企业靠行业垄断获得利润的高速增长。而美国与中国开打科技战就是为美国企业创造国际市场垄断的条件，比如新能源市场的进口壁垒。

美国有家上市公司叫第一太阳能(First Solar)，目前是全球市值第一的光伏企业。但其出货量排全球第十，“光电转化率”只有20%不到，中国同行的平均水平已达25%。其利润的高速增长就是美国新能源市场禁入政策帮其实现国内市场垄断。AI技术发展需要的算力耗电，给绿色能源企业提供了利润暴增、股价大涨的机会。相较中国光伏制造业几近全行业亏损，这是需要我们反思的。

目前市场对美国的相关统计数据也存疑。比如美国非农就业数据好看的部分原因是为应对通货膨胀打第二份工的人数不断增长。但中长期就业岗位数量却是大幅减少的。（注：美国劳工部就业统计口径分为“家庭口径”和“薪资口径”，非农就业数据按薪资口径计算，1人打2份零工算作2个就业人口。）

南方周末：为何近年来美元如此强势？未来会怎么走？

潘英丽：2017年以来美元相对强势，主要原因是全球进入了一个“比烂时代”。

就全球大经济体而言，日本经济乏善可陈。欧洲从2010年欧债危机中恢复，但随后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爆发，整体经济低迷，避险资本大规模流入美国。中国经济也面临现实问题。同时美国唱空中国，也在事实上做空中国。

另外美国高通货膨胀推动美联储加息、高利率引入套利资本大规模流入，然后股票市场高歌猛进，资本在美国市场赚钱效应鼓励更多资本流入，这些都助推美元走强。

但美元也许是“强弩之末”了。联邦政府债务快速增长，特朗普和拜登两届政府执政8年，美国国债就从20万亿美元攀升至35万亿美元，未来可能仍会以每年2万亿美元的速度增长。在高利率和借新还旧的过程中付息成本将大幅上升。

短期内美元仍将维持相对强势、高位震荡，中长期则会下行。对中国相对有利的情况是，美元稳定贬值而非失控下行。毕竟美国和中国经济上仍互相掣肘，我们不希望看到美元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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