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繁花》刚刚落幕，我们跟随阿宝一同回到了那个光影流转、衣香鬓影的年代。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对《繁花》这部小说的颁奖词如是说：“《繁花》的主角是在时代变迁中流动和成长的一座大城……在小历史中见出大历史，在生计风物中见出世相大观，急管繁弦，暗流涌动，尽显温婉多姿、余音不绝之江南风韵，为中国文学表达都市经验开辟了新的路径。”

2020年11月，《繁花》的作者金宇澄曾在中欧校友返校日艺术论坛上，用他的人生经历，与大家分享创作《繁花》的初心，带领大家感受这座城市的生存与处世之道。

01用沪语写作《繁花》是希望打通误解

在文学圈中，语言是第一位的。当我们拿起一本书，首先吸引我们的肯定是语言，不可能是内容，因为内容要看了一部分后才知道是什么。所以，文学作者苦心积虑要建立自己语言的辨识度。

方言像是一条活泼的小河，是土生土长的。用上海话写作，是我的一个梦想，因为我发现上海话已经越来越边缘化。而用上海话写《繁花》，是源于我无意中进到一个大家都在用上海话写作的论坛，才突然发现用上海话写作很有意思。当然，我做了一些改良，剔除了一些非上海人不能看懂的文字和内容。

《繁花》这个名字的来历，是两本很有名的书——《海上花列传》和《海上繁华梦》，各取一个字。我很喜欢看这类书，能立刻看到场面的细节描写，深入城市的肌理。

我在东北待过七年，发现大家对上海的很多看法，其实是出于语言不通所产生的误解。《繁花》这本书就是要打开家门，邀请外地朋友进来玩，看看上海和外地市民有什么区别。

不同城市里的市民，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只是生活方式有一些不同。比如一个北方朋友到上海人家去玩，看到厨房案板上有两根葱，他想自己好久没吃葱了，就把两根葱吃掉了。后来阿婆要做鱼，看到没有葱就好心急，北方朋友才知道，不是上海人小气，而是上海人不吃葱，因为要吃鱼才买的葱。

用沪语写《繁花》，一方面是希望在语言上有一些特点，另一方面就是希望能够打通这种误解。

02拉开“上海”的拉链

王家卫导演曾问过我香港和上海的区别，在我看来，最大的区别就是上海有一段彻底被暴露的时期。上海就像一个上海牌旅行袋，上面画着外滩，写着“上海”二字。1966年以来，拉链被彻底拉开，城市所有的秘密都暴露在外，这是香港没有的。

我们把拉链全部拉开，想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城市的拉链拉开后，又慢慢合上了。这座城市刚刚把秘密暴露出来，又产生了新的秘密。

在那种非常年代，有很多关于“秘密”的故事。我在《繁花》中也提到过，就像阿宝的姑妈和姑父，两人只能偷偷摸摸地见面，在传呼电话中说“明天外公要来”，意思是“明天约定好的时间我们在外滩公园碰头”，送一个鸽子来意思就是“在和平公园碰头”。最后，阿宝姑妈的爸爸提出让两夫妻到他闸北的家里去，老头子一个人到闸北的长途汽车站，过两三小时再回来。

那时，这座城市充满了窥探的眼睛和窃听的耳朵，没有任何私密的地方。

03《繁花》反映上海人的处事规则

法国自然主义文学流派创始人左拉曾写了一个短篇小说，让我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了上海市民阶层的很多观念。自然主义是什么呢？就是生活就是它本来的样子。但在中国，占据主流的还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观。

在该短篇小说中，左拉写了两姐妹的故事。姐姐和妹妹都在巴黎最有名的一个百货公司里上班，姐姐是非常传统的女孩子，她的人生标准就是要好好挣钱，找一个小公务员结婚，然后生孩子，一个家庭和和美美地过。妹妹想的则是要挣钱，但是钱不重要，要借钱，要打扮，要穿最漂亮的衣服，要接触上流社会，目的是最好能够和一个贵族结婚。

如果是批判现实主义流派的作家，肯定就要批判了，要把妹妹写得很不堪。但左拉的态度就是她们两个人都达到了目的：姐姐就真的和一个小公务员结了婚，然后有一个温暖的小家庭，把孩子养大，达到了人生目标；妹妹到三十多岁将近四十岁的时候真的和一个老贵族结了婚，也过得很好。

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了解了上海市民阶层的很多想法和主流观念是不同的，他们要在这个城市里生存，有自己的一套规则和一些想法。在《繁花》里面，我也讨论了这一点。

04影视版《繁花》是另外一个生命

我写完小说后，影视作品其实是另外一个生命，和我没关系了。导演绝不甘心按照小说原封不动地来拍摄。此外，影视表达比文学表达更难。

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开一家饭店，在每个包房里面安装一个录音机，一年以后，把谈话内容全部打出来，我们或许就能对这座城市里面的秘密多了解一点。整个中国现代交流的主要方式就是饭局，很多最要紧的发言都是在饭局上，每个人都想把最精彩的东西在饭局上跟别人分享。

除了饭局之外，没有一个环境会那么放松，总要顾忌一点。作为一个作者，最悲哀的是不能把最精彩的部分写出来，要不就是带进棺材了，要不就是不说了。实际上我小时候很佩服作家，我觉得作家太了不起了，怎么能说那么多东西。等我自己写作时我才知道，还有很多东西是不便说出来。

《繁花》里有一个桥段，这种桥段不是我拍脑袋就能想出来的：

有一个很漂亮的饭店老板娘，有两个已婚男性想接触她，说不清是出于感情原因还是为了投资。这个饭店每天晚上八九点以后，开一个小灯，支一张小桌子，这两个男性和饭店老板娘三个人一起聊天，一聊就是一个多月。

有一天晚上到了九点半，刚聊了一个小时，其中一位男性说：我今天有点事情，就先走了。这时饭店的前门已经关了，他是从后面的弄堂出去的。

按理说三角关系中，其中一位男性走了，对另一位男性来说应该是好事。但是他们习惯了这种三角关系的谈话模式，突然走掉一个，失去了平衡，留下的男性就感到很尴尬，所以也看了下手表，说自己也有事，也要走了。

等他从后门出来，去马路对面的弄堂推自行车时，发现饭店前门口的角落里蹲着一个人，就是先走的男性，正蹲在角落里透过饭店前门的玻璃往里看。

这个段子是别人告诉我的，我觉得实在是很精彩，像一个哑剧。

对作家来说，有的时候这个不能写，那个也不能写，所以文学实际上不是面面俱到的。有很多隐秘的东西，很多人是“要带进棺材的”。

张爱玲当初说要烧掉《小团圆》，其实也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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