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政治经济学、国家重建援助实效、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公司金融商业伦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金融学副教授乔维斯（Child, Travers Barclay）的研究和教学领域听起来跨度很大，但却都被同一条主线串联。这条主线就是驱动他走向学术研究的最初动力——探讨一件事物的“正义”和“非正义”面。

过去十几年，他既行走在硝烟弥漫的阿富汗，试图弄明白外援项目对冲突地区的影响；同时也翻阅浩如烟海的上市公司资料，试图找到这些公司的市场表现与其政界人脉的关联；而最令他兴奋的，是探索与非政府组织合作的可能性，以利用自己所学，助力打击人口贩卖、解决难民等人道主义问题。作为一位旅居多国的研究者，乔维斯说，旅行让他更认识自己，也让他更爱生活，更让他越发真切地领会到做学问的意义：为世界带来一点改变。

01战后重建外援真能赢人心？

2012年，常驻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一位荷兰女记者，收到一封来自荷兰的邮件。邮件的发送人是当时正在为博士毕业论文进行田野调查的乔维斯。

他在朋友的介绍下，辗转获知记者的邮箱。在这份简短的邮件中，他讲明了自己要在阿富汗开展“外援项目有效性”研究的来意。2013年冬天，在该记者的帮助下，乔维斯正式踏上赴喀布尔的行程。

此时的阿富汗处在塔利班的控制下。远近处硝烟弥漫，呼啸的军用直升机在头顶盘旋，扛着AK-47突击步枪的便衣警察在街头随处可见，不时发生的垃圾桶爆炸和自杀式袭击，让初到者不寒而栗。

“但当时我想，一名女记者都能在这么危险的地方进行长时间报道，为什么我不能来进行短期的学术研究，解答心中的疑问？”

他的疑问由来已久。

20多年来，西方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使得超过18万平民和8000多名国际士兵丧生。战争结束后，接踵而至的是重建活动。仅美国政府就在阿富汗投入重建费用超过1000亿美元，在伊拉克投入重建费用超过800亿美元。

这些援建活动基于经典的“Hearts and Minds”理论。该理论认为，重建项目能为冲突地区带来积极影响，这是因为，重建项目可以增加就业和收入，提高人们的健康和福祉，从而带来稳定和发展，并让外援者在冲突地区“赢得民心”。

这一理论得到政策制定者、军事战略家和政界的普遍接受，但很少有实证研究对此加以证实。少数研究试图回答外援项目的有效性，但多是泛泛而谈。而乔维斯想要做的，是从更加多元、微观的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并寻找答案。

2013年，源源不断的外援资金涌入了阿富汗，重建项目如火如荼，一幢幢新建的学校、医院拔地而起。在这里，乔维斯和几位国际媒体记者住在一座居民房中，他试图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探究这些项目会为这个支离破碎的地方带来哪些实质性的改变，会产生什么影响，甚至，有没有可能会让当地情况变得更糟。

在一个月的时间内，他采访了很多参与重建的利益相关方，包括私营部门、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等，并结合来自美国政府、北约和阿富汗政府对于援助项目的统计数据，对在阿富汗398个地区进行的、历时57个月的项目展开效果分析。

意外的发现有很多。在一些地方，援助重建工作并不会明显改善受援地区的冲突状况。通过分析相关数据以及基于实地走访得到的信息，他开创了一种替代理论框架。该框架强调，受援国民众的意识形态存在某种偏好，某些援助项目会引起受援国民众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有时，接受的援助越多，反而越会增强当地民众对反对分子的支持。因此，外援项目需要调整资源的分配以安抚拥有强烈意识形态的人群。良性的项目会带来有利的发展，而有争议的援助则会产生相反的效果。

此外，他还研究了外援项目和腐败之间的关系。

人们普遍认为，如果有多个援助项目在同一地区进行，且这些项目之间存在重合的目标和任务，那么，发展援助的有效性将会打折。通过研究2006—2009年阿富汗各地多个援助项目，乔维斯发现，在由单一捐助者提供援助的地区，腐败现象较少，公众舆论较好，冲突状况也得以改善。而在拥有多个援助方的地区，援助的效果则会大打折扣。

他并非将研究止步于此，而是进一步深挖不同类型的援建项目的影响。通过系统分析来自北约、美国和阿富汗本土的相关数据，他发现，在一些地方，医疗援助项目成功地减少了暴力冲突，而教育项目则引发了更多冲突，尤其是在相对保守的地区。这一发现此后得到相关民调结论的背书。民调显示，在一些受援地区，教育项目会激化当地民众对国际势力的反感。

他的研究成果此后见诸《金融经济学刊》《发展经济学刊》《公司金融期刊》《冲突管理与和平科学》《消除冲突期刊》等众多知名国际学术期刊上。在评估重建工作有效性时，其研究还得到美国阿富汗重建特别监察长办公室（Special Inspector General for Afghanistan Reconstruction, SIGAR）的引用。

02政商关系如何影响企业发展？

除了战火弥漫的阿富汗，乔维斯还穿梭在不同的公司之间。他研究的另一个重点领域是上市公司的公司所有权、政治关系和董事会网络。与战后援建一样，这在他眼中，是另一种“正义”。

乔维斯对“正义”和“非正义”的思考始于14岁。从那时起，他就对贫富概念产生了极大好奇：为什么有些人贫穷，而有些人却很富足？这个问题像一颗种子深埋心底，促使他日后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对这些问题展开长时间研究。

他的目光首先转向美国。

美国总统在没有国会和司法监督的情况下拥有相当大的权力来执行政策，一系列广泛的工具赋予了总统权力。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发布了创纪录数量的行政命令，对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发展、放松管制、贸易、采购、税收和补贴产生了重大经济影响。鉴于特朗普的商业背景，在其竞选总统期间，美国社会普遍关注其行政权力是否会引发利益冲突。

与政府的关系会怎样影响一家公司的市场表现、财务审查、公司业绩？带着这个问题，乔维斯开始了一场“自然实验”，并将研究对象对准了商人出身、在2016年当选美国总统的特朗普。

在特朗普竞选总统前，一些标准普尔500指数公司就已与其建立了联系。乔维斯的研究发现，2016年特朗普在总统大选中胜出后，这些与之有联系的公司在会计绩效、政府合同采购和监管风险等方面都颇为受益。在大选结束三周内，这些公司就获得了3.7%的“异常”回报；公司业绩表现较以往更好，获得了更多来自政府的合同；同时，受到监管机构经济处罚的概率降低了7%，受到新的监管调查的概率降低了4%。

关于企业，他关注的另一个话题是当前颇为热门的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

“当我们谈论企业社会责任或环境、社会和治理时，我们会想到公司为社会做的好事，我们通常认为这样的善举理所当然会产生好的效果。就像我们自然而然觉得美国军队在阿富汗的援建工作是有效的。建一所学校，修一条路，向肯尼亚的孩子们捐赠100个篮球……大家就会说，你真是在为社会做有益的事情。”

在乔维斯看来，虽然ESG已经成为商业社会追崇的话题，但对于一些出发点很好的项目，同样缺乏评估研究。他提醒，企业在进行社会项目时，应该考虑如何评估项目是否真的会产生实际的社会影响、促成改变。

03要看到真实发生的改变

凭借这些发现，乔维斯叩开了诸多国际知名商学院的大门。

然而，这些并没有让他感到满足，他更想要看到并且目前正在为之努力的，是要让学术研究真正落地，在现实生活中促成改变。

他将目光转向了中欧非洲校区所在的加纳。在这里，有一家非政府组织，正在为评估项目而犯愁。这个组织主要致力于解救并帮助被贩卖到沃尔特湖从事渔业工作的儿童，其目标是减少和防止加纳贩卖儿童的现象，并保护儿童权利，具体通过三个核心项目实现：第一是救援与恢复，救助被拐卖的儿童并为其提供全面的康复服务；第二是预防，共同努力解决人口贩运的根源，例如贫困和无知；第三是宣传，通过与政府、民间社会组织、媒体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合作以保护人权。

该组织每年都会执行多次救援任务，救援上百名儿童，然后把他们带到康复中心，通过在救援前后与家庭合作，为儿童提供医疗保健和教育服务，并帮助其重新融入社会。在进行康复干预之前，该组织会记录下孩子们的健康状况、教育状况等数据。在项目期间对这些孩子进行6~12个月的跟进和访问，并在项目结束后再次记录相关数据，在此基础上评估项目的有效性。对于有效性的评估，正是作为经济学家的乔维斯能够效力的地方。

“无论是健康项目还是教育项目，或者任何对某个人群进行干预并想知道干预结果的项目，都是政治经济学家要做的事情。”因此，乔维斯要研究的就是在经过该项目之后，被解救的孩子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恢复正常、男孩和女孩恢复情况的区别、影响恢复效果的因素。在此基础上，可以相应地对救助资源进行调整和分配。

除了该项目外，乔维斯还在关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边境区。在这里，每天都有很多无辜的妇女儿童被拐卖，成为人贩子的猎物，被送到异国他乡。这让乔维斯感到痛心，也让他思考，自己的所学能从哪些方面促成改变。

能够带来改变的是技术，这也是他的另一个研究领域——人工智能。

他此前曾与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家公司取得联系。这家公司致力于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来打击贩卖人口的罪行。该公司已经搭建起一个巨大的网上数据库，其中有受害者、犯罪者等人群的相关数据记录。

乔维斯能够贡献的，是进行数据分析，并通过进一步研究，提高人工智能软件的功能，以及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和使用它，从而帮助警方更好地开展打击人口贩卖的活动。

另外，他也正在寻找机会，到土耳其和叙利亚边境附近的难民营，帮助难民营找到更有效的管理方式并进行更合理的资源分配。

不管是在喀布尔街头接触经历战乱的难民、在美墨边境帮助被绑架的妇女儿童，还是在翻阅上市公司的财务资料、在西非助力被拐卖儿童康复项目，乔维斯心里一直坚持一个信仰——人，是一切活动的焦点，所有的学术活动都是为了促成改变，以让人拥有更好的生活。

这一想法后来也内化成他的人生哲学。从23岁起，他就踏上了环游世界的旅程，一边发现世界，一边认识自己。他在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后，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拿到硕士学位；再之后，从北美洲、亚洲转到欧洲，于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此期间，因为学术交流和滑雪运动，他辗转在西班牙、中国、瑞士、英国等10多个国家居住生活。

体验中国文化，是乔维斯选择来中欧工作的一大原因。展望中欧岁月，他计划将对人工智能的研究扩展到更多项目中，并更多关注与人道主义相关的项目，例如打击人口贩运。他目前正在进行的一项研究是，评估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宣传所带来的影响。

“我是人海中的一员，能够通过自己所学，让世界的苦难少一点，是所有的意义所在。”

教授简介

乔维斯博士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金融学副教授。他毕业于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丁伯根研究所，并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乔维斯博士目前的研究兴趣集中在公司所有权，政治关系学和上市公司董事会关系的研究。他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外资援助，民意研究，暴力行为，和后冲突时期的腐败行为。乔博士的研究成果多发表于众多知名国际学术期刊上，如《金融经济学刊》、《发展经济学刊》、《公司金融期刊》、《冲突管理与和平科学》以及《消除冲突期刊》。他曾担任《和平与安全经济学》期刊阿富汗专题的特约编辑，同时，他也为经济学与会计学领域的重要期刊审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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