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与高质量的城市化息息相关，

同时也伴随着城市发展观的革新。

为什么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

统一大市场城市群与都市圈的作用是什么？消费中心城市与产业政策调整又有何关联？

交大安泰陆铭教授，带来重磅体验课堂，

带你从大国发展与转型视角看中国式现代化，

一同发现中国城市的向心力！

9月23日 交大安泰MBA体验课堂

时间

2023年9月23日（周六）

13:30-17:00

活动地点

华山路1954号

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

主讲人

陆铭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教育部长江学者、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活动内容

13:30-14:00

现场签到

14:00-14:30

MBA项目介绍

14:30-16:00

体验课堂：陆铭

《向心城市与中国式现代化》

16:00-16:30

招生政策详解

16:30-17:00

答疑与交流

识别二维码，预约参加

*本次活动为安泰MBA面向考生的招生活动

教授简介

陆铭，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上海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曾作为富布莱特学者工作于美国哈佛大学和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作为兼职（客座）研究员受聘于复旦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东北财经大学等国内外高校。曾担任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咨询专家。学术畅销书《大国大城》的作者。担任《经济学（季刊）》副主编，Asian Economic Papers (MIT出版社)编辑和《世界经济》等期刊编委。研究领域为中国经济、城乡和区域经济发展、劳动经济学。近年来的研究主要是对城市和区域发展政策进行评估，并为城市可持续发展，促进国内市场一体化和经济持续增长提供来自空间政治经济学的战略思考。

区域经济发展的底层逻辑，最为重要的是当地的产业集聚是否有可持续竞争力，并由此决定合理的投资规模。遗憾的是，在地方政府先于市场决定投资规模的情况下，非常容易造成投资过度的结果。

中国正在经历一场经济和人口的空间大变局，从经济角度看城市，刷新中国城市发展观，才能读懂中国城市的未来。

1城市的特色与可持续性

淄博因“烧烤”一夜蹿红，滚滚人流涌向这座“齐国故都”。

我在《向心城市》一书中所说，一地的发展不要过于依赖经济总量，因为在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经济总量和人口是向着大城市、沿海城市而集聚。如果某座城市既不是大城市，也不是中心城市或是沿海城市，那么就要发展一些特色的产业，更重要的是，通过改善营商环境、居住品质、生活品质来吸引人，这是一些中小城市能够去努力的方向。

中国有一些颇具特色的中小城市，它们自带标签，比如义乌=小商品、敦煌=旅游、银川=葡萄酒……这些标签标志着当地非常有竞争力的产业。但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一座城市的产业，而是要在全国范围内看产业分布。从经济区域发展的长期规律来看，当各地的经济占比和人口占比大致相等时，就可以实现不同地区之间人均GDP大致相等，这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长期规律所在。

这些带有标签的城市，背后的经济发展规律各有不同。发展旅游业的地方要处理好距离和特色的关系。如果一个地方在地理位置上比较偏远，旅游资源就一定要非常有特色。如果一个地方没有旅游特色，它的区位就不能离中心城市所带来的市场需求太远。敦煌就属于非常有特色的城市，旅游业具有强大的竞争力和可持续性，可以吸引来自全世界的游客。

银川以葡萄酒为特色的产业是另一种发展类型。贺兰山区适合栽种葡萄，所以近些年葡萄酒产业成长得很快。葡萄酒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自然条件，二是人才条件，即在面临国内国际可替代品竞争的情势下，葡萄酒的品质、品牌、服务等能否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

义乌又是一种发展情形。中国近二三十年的经济发展以出口为导向，因此义乌小商品市场集聚了国内外的大量商家。义乌本身距离沿海地区不远，它充分发挥了小城市地价、劳动力价格的比较优势，集聚形成了由小商品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但义乌在未来所面临的挑战是，当经济发展中内需所占比重越来越高，对进出口依赖度有所下降时，城市如何转型的问题，这是中国经济自身体量增加时必须要考虑的。

2中心城市的逻辑

城市群是一个没有严格定义的语汇，比如我们可以把“长三角”理解为以上海为中心的大城市群，但这个大城市群里又有以南京、杭州、合肥为中心的一些小城市群。中国东北、新疆地区虽然没有国家级的中心城市，但是东北显然有辽东半岛城市群，新疆有以乌鲁木齐、克拉玛依为中心的西北城市群，所以不能机械地根据中国的九个中心城市（即北京、上海、广州、天津、重庆、成都、武汉、郑州、西安）定义以它们为中心的九大城市群。

我们经常看到，一个行政区划中往往会有两个中心城市，比如南京是江苏省的省会城市，但苏州却是江苏省GDP最高的城市。行政中心往往由历史上的独特地位来决定，比如南京是“六朝古都”，是京沪线上的重要节点，又是长江沿岸城市，所以像这样的城市成为省级行政中心，是由历史决定的。

中国是外向型的制造业大国，所以有些港口城市比较容易利用自身的港口条件来发展制造业，利用全球化带来的红利发展经济。青岛和苏州在省内的地位显然是借助了这样的优势。青岛港是大港，苏州本身也是沿长江的城市，下辖的张家港本身就是港口，长江下游港口从水深和停靠条件来说，与海港差不多。不仅如此，苏州还紧邻上海，可以利用上海的海港和国际机场资源，这使得苏州借助地理条件，成长为一个重要的工业城市，体量比省会城市南京还要大。

当前有种想法就是，在一些省份，特别是中西部省份也培养一个次中心。中国在一个省域内部有两个中心城市的，基本上都分布在东部沿海，以“行政中心+经济重镇（港口）”的形式出现。辽宁省有沈阳和大连，山东省有济南和青岛，江苏省有南京和苏州，浙江省有杭州和宁波，福建省有福州和厦门。但中西部省份没有形成这样的“双中心”，原因有的是因为人口规模不够大，更重要的是省会本身就是一个自然地理条件最好的地方，所以不太容易产生第二个次中心，最为典型的就是四川成都和湖北武汉。所以一个省份是否有“双中心”，实际上还有很多经济规律在起作用。如果盲目强调在一个省内建立副中心，往往有可能形成政府对于区域经济的行政干预。

历史上，只有重大技术和制度的变化才会改变城市体系。首先强调的是“重大”，其次才是技术和制度的变化，比如轮船越造越大，不断降低水运的成本，最后使得无论是国内贸易还是国际贸易，水运逐渐取代了陆运。接下来，沿江城市逐渐取代内陆城市，比如像中国历史上的洛阳、扬州、杭州曾经取代了西安，这中间还有大运河在起作用。船造得再大一点之后，海运就变得愈发重要，沿海城市又比沿河城市发展得更好。

再来看制度的重大变化。1949～1978年，中国处于半封闭经济状态，因而沿海城市没有那么重要，东北的经济实力在中国是非常强劲的。到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加入全球化，哪怕没有任何新的技术变革都会让沿海地区，尤其是东南沿海城市发展得更好一点。中国北方的沿海城市条件不如南方，主要是因为北方的沿海城市缺乏内河运输来进行配合，它的腹地比较小，有些北方沿海港口冬天还会结冰。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历过三次空间格局的重大变化。第一次是唐宋时期,中国经济重心南迁。随着造船技术的发展，水运比陆上运输的效率更高，大运河的开通又对沟通南北水系起到了重要作用，很多货物开始用内河航运运输，水运占据了运输的主导地位。随着北宋覆灭,南宋定都临安，经济重心进一步南迁。这一次变迁伴随着一些北方城市的相对衰落,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西安。

第二次变迁是明朝从南京迁都北京以后，形成了以北京为中心的格局,但经济中心仍然在南方，这一格局一直持续到新中国的计划经济时期。在计划经济年代,大量的投资(特别是重化工业投资)布局在华北、东北和西北，造就了北方的“辉煌时代”。

第三次就是当下。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全面加入全球化。全球化一个最重要的驱动力就是国际贸易,在海运主导国际贸易的背景下，中国形成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东南沿海地区重新崛起。当下的中国仍然处在第三次空间格局大变迁中，而这一次又恰逢从传统向现代、从计划向市场、从封闭向开放的大转型。

此外，城市的发展还有路径依赖性。有些城市曾经在历史上是因港兴市，但是到了经济发展后期，现代化程度提高以后，港口功能实际上是弱化的。纽约、伦敦、东京在历史上都是非常重要的港口城市，但是现在这些城市的港口功能已经没有像以前那么重要，因为这些国家的制造业没有以前那么强，但是由于路径依赖，这些大城市积累了人才、基础设施，还有各种教育资源，所以到后工业化时代仍然是国际国内的中心城市。

3城市之间的比较优势

从产业布局的角度来看，中国各城市的产业发展有些雷同，比如一窝蜂地上人工智能、生物制药、大数据、智能制造等。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一直没有处理好市场和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当市场配置资源时，是有利于促进地区之间的分工协作，但是地方政府往往喜欢做大本地GDP，因而什么热就做什么。

所以接下来，城市之间在经济发展的门类上，需要形成一些分工和各自的产业重点。比如长三角在生物医药领域，上海与苏州的联动形成了最为强劲的生物医药生产基地。中国西南地区拥有丰富的中草药资源，也可以搞生物医药，但区别在于，尽管每个地方大的产业门类相像，而在行业和产品的分工上，可以找到自身的竞争优势。面向内需时，中国新能源车产业，例如比亚迪西安生产基地都发展得非常好；面向外需时，沿海地区的城市群，尤其是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城市群会更加有优势。说到数字经济，贵州的产业重点是发展大数据产业，成为数据储存基地，因为运算耗能，可以在西部进行运算，但算数的人才以及利用数据的企业往往集中在像北上广深这些城市，因而，在同一个大门类之下，不同地区之间可以形成自身独特优势的分工。

每年国家统计局都会公布各省市人口变化情况。城市的变化要看人口集聚与城市面积的扩张是否相适应，如果相适应，那么这种意义上的扩张将有利于人才集聚，从而发展出产业的规模经济效应，包括形成区域性的消费中心城市。但是如果把城市的“长大”理解为是土地面积的扩张，而缺乏产业和人口集聚的基础，那就另当别论。土地意义上的城市“长大”，如果偏经济发展的需要，甚至有可能给城市带来巨大的负担。有些地方通过借债去建基础设施搞工业园，现在反而形成了地方政府债务，那它就是不可持续的。所以区域经济发展的底层逻辑，最为重要的是当地的产业集聚是否有可持续竞争力，并由此决定合理的投资规模。遗憾的是，在地方政府先于市场决定投资规模的情况下，非常容易造成投资过度的结果。

4“好玩”的城市成就有向心力的城市

一座城市要“好玩”。“好玩”是指一座城市的吃喝玩乐，与居民生活相关的服务业供给充足、多样化，且具有高品质。这其中的道理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后，对于生活服务的品质和多样性的需求不断增加。到这个阶段，一座城市以生活留人变得非常重要，生活品质好才会对人口产生吸引力。

一座城市的多样性和包容性是相联的。很多吃喝玩乐的场景布局都在街道两边，而且往往是窄马路的两边，但是传统的城市管理者喜欢拓宽马路，让位给汽车出行，有的城市还对沿街商铺采取封墙堵洞，这些做法是在破坏城市的生活消费场景。

在人口方面，城市生活服务业的发展需要大量从业人员，他们多数是外来人口，收入并不很高。城市的户籍制度、公共服务的提供，并没有给外来人口提供足够公平的待遇，对于城中村、群租等居住形态也不是很包容，这不利于服务业的发展。恰恰是因为城市里的一些空间，让一些从事服务业的低收入群体能够在城市落脚。我曾经在北京遇到一个从事市中心服务业的人员，在北京“封墙堵洞”之后，他从原来的二环搬到了六环，但工作地点并未改变。如果城市缺乏居住条件的包容性，相关从业人员就有可能形成长途通勤的局面，既影响他们的生活品质，也可能加剧城市拥堵。所以说，只有理解城市的空间格局，才能够有效建设宜居城市。

一座充满烟火气的城市，它的消费服务业是多层次的，既有高大上的馆子，也有街边小餐馆，甚至流动摊贩，满足特定人群的需求，增加城市的多样性，这是非常重要的。未来，中国城市还要考虑街头演艺、展示等，以此增加城市的丰富性和活力。

中国的一些大城市要变成国际中心城市，它所面临的另一问题是对国际人士的多元化和包容性。让国际人士在这里工作和生活，城市需要提供更多的国际学校，尤其是一些公共空间（如文化体育设施、公园和免税店）需要有更多的外语服务。此外，外籍人士来到中国后，还要为其中一些人士考虑是否需要有相应的宗教活动场所，有外文资讯获取的渠道。

从消费角度来讲，中国一些大城市举办的艺术展览，如果与外语没有直接联系，发展会非常快，比如画展。但是如果是跟外语有关的内容，就需要补短板了，比如音乐剧、话剧、脱口秀等，在这方面，现状如果对标一个国际化的“好玩”城市，是有巨大差距的。

从一座城市的“好玩”所代表的生活品质对国际人才的吸引力而言，中国内地城市在这方面不及纽约、伦敦等国际大都市。这些是中国在继续深入全球化的过程中需要持续改善的问题。

都学课堂MBA带学班。读MBA，上都学课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