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毕，是延期毕业的简称，是很多研究生的噩梦。

曾经，没有延期毕业的硕士，少有延期毕业的博士；如今，无论硕博，普遍延期，更有向本科阶段蔓延之势。

学术之路上的延毕之痛

无论从我们是否愿意承认和接受，大部分博士生都将经历、正在经历或经历过延期阶段已成为事实。这不仅是权威期刊发表的研究结论，也是所有学界中人的共同感知。

延期毕业，意味着与毕业及其相关的一切事项都要被重新规划和调整，甚至给本就迷茫而模糊的未来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延毕的痛，痛在学术工作本身的压力感。

既然延毕，那就说明先前的学术研究工作还不足以令研究生们获得毕业资格，研究计划遭遇了大变动甚至不得不从头再来。无论是学位论文（大论文）的问题，还是发表论文（小论文）的问题。

如此一来，不仅走过的路、没走完的路还要硬着头皮去走，而且还要体验时间流逝之中的催逼之苦，时刻承受无所寄托、前景无望、迷茫不定的思绪折磨。

延毕的痛，痛在学生特殊身份的窘迫感。

不同于中小学生、本专科生，硕博生群体，尤其是博士生普遍到了参加工作、回馈父母的年龄阶段，延期意味着一无所有的他们不仅仍将一无所有，而且是一把年纪的一无所有。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他来自农村，好不容易考了大学，一路读到博士，可谓风光无限，光宗耀祖。

但是，年近而立的他由于多年的求学已经耗光了家里的全部资源，耗弯了老父的劳苦半生的腰，耗白了老母日渐苍白的头，耗得兄弟姐妹放弃可能的机会，近乎盲目地为他保驾护航。

而他，到了该毕业的期限，还是无法毕业。

我们还可以想象一下，他谈了一个四五年的女朋友，女朋友家里着急订婚结婚，女朋友的同学、闺蜜都已完成了这项人生大事，他既拿不出来钱办事，也保不准工作定向，就这么小心翼翼地拖着、维持着。

而他，到了该毕业的期限，还是无法毕业。

我们再想象一下，他已经结了婚，老婆还生下了他们的孩子，他不得不在学校攻读学位，妻子一个人撑着这个家，为了奶粉钱奔劳苍老，捉襟见肘的日子何时才能到头？

而他，到了该毕业的期限，还是无法毕业。

我们继续想象一下，他的大学同学早已成家立业，在读研读博的这些年里，他除了随份子以外，丝毫不敢与这些“人生赢家”过多地联系，在他们身上时时映照出一个一事无成的自己。

而他，到了该毕业的期限，还是无法毕业。

他们是子女，是父母，是夫妇，是职员，是成人……，但是这些身份是他们这群“老学生”还无法完全支撑起来的角色，甚至还需要其他人的供养与支持。

更现实的是，这并不是想象，而是真实存在！

延毕的痛，痛在学术角色形象的破碎感。

延毕，如影随形而又挥之不去的一个评定就是：你不是搞学术的料！

这种来自外界的评定会成为自己内心的一次又一次扣问：我到底是不是走错了路？

在实验一次次无果、文章一次次被拒、学生一茬一茬毕业的情境中，挫败时空中的他们越来越认不清自己的形象了：该工作没工作、该结婚没保障、该养家没资本，之前还能说自己是个博士生来“逃避”责任，现在连这个角色自己都“配不上”了。

曾经的博士生正常形象在破碎的同时，不伦不类、羞臊不安的形象认知与道德困境成为他们挥之不去的梦魇。从对学术的期盼与追求，直至生出了厌烦甚至憎恶，实际上是在否定自己，怀疑自己。

于是，他们认定：学术这条路没法走，学术这块料我不是，毕业之前厌恶也得做，毕业之后必须逃离学术。

你能想到的压力在这群象牙塔顶尖的群体身上都存在，他们或许没有烈日下的打工者、游走于城市边缘的拾荒者那样看上去辛劳和贫苦，但是他们所体验和承受的是这个群体以外的人所难以感同身受的。

而延毕，无疑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很多人无法理解这些高学历的人才为什么走极端，想不开，这是因为这些人的压力是其他群体难以想象的，那种创造性的挑战以及多重角色冲突所带来的精神上的困顿与内心的煎熬是如此般剧毒！

别人或许只会说：矫情，读书读傻了。

于是，延毕的他们几乎不发动态，不敢回家，惧怕年节，那种迟迟无法建立起来的个人形象成为他们内心持久的痛苦之源，夜里成噩梦，无人时痛哭。

正如研究所揭示的那样：博士生普遍焦虑，多半抑郁。

延毕就意味着不适合搞学术吗？

延毕与是否适合搞学术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

我们必须承认的是，能否顺利毕业与硕博生学术能力与素养密切相关，延毕在某种程度上、某方面也是由硕博生个体学术能力不足造成的。

但是，延毕并不等于不是“搞学术的料”，这个现象需要在系统的、具体的时空环境中进行科学的分析。

从时间维度上看，现在的硕博生毕业难度加大。

一方面，随着高等教育精英化、大众化、普及化进程的逐渐推进，高等教育规模迅猛扩张，本科生基数的增长，通过向上挤压效应使得研究生教育规模空前增大。

研究生教育规模的增长也使其培养与发展模式更加多元。与早期的研究生相比，现在进入研究生阶段的学生既怀有学术目的，也有相当部分怀有非学术目的，很难完全按照纯粹学术的模式进行培养和要求。

因此，当用纯粹的学术标准来要求所有的学生时，便会出现不适的情况，部分学生也就难以顺利毕业。

另一方面，学术事业的和研究生教育的持续发展，使得学术领域的创造性工作难度不断加大，研究生的学术研究与发表变得越来越“卷”。

与早期研究生群体每个人或每个团队能够开辟一个研究领域甚至处女地相比，现在的研究生群体往往已经没有“空白”的研究可做，且现有的研究地盘也已经被大佬、前辈们“耕耘”完毕，想要做出原创性成果难度极大。

同时，培养流程、论文写作、发表与学位论文检测工作更加规范化，其技术化水平不断提升，这也对研究生的科研工作带来了更加细致、规范而严格的要求。

基于时代发展，在研究人员多与研究选题少的双重影响与尖锐矛盾之下，研究生学术研究难度增大成为客观事实，延毕的风险系数由此变高，但这不能说明延毕的就不适合搞学术，做出高水平成果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与精力。

以学制变化为例，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博士培养高校进行了学制变革，其主要举措是延长学制，这也反映了现在学术创造性工作的难度以及学界研究与发表竞争的内卷化程度。

从空间维度上看，不同高校、学科、团队的毕业难度不同。

一方面，据高校的相关制度及个人观感，地位与层次越高的大学，其研究生，尤其博士生的毕业要求越高，既包括大论文，也包括小论文。而一些地方院校，培养博士过程相对没有那么严格，很多博士生能够按期毕业。

因此，不能因为有些博士生延期毕业就说他们学术能力与水平比不过其他按期毕业的博士。在某种程度上，985高校毕业的博士生其水平多数高于地方院校，即使后者没有延期。

学科与此同理，一些重点学科、实验室等毕业要求比较高，因为需要这些博士生的成果及其培养水平来继续保持、体现和提升学科的实力。

课题组也是如此，这与导师密切相关，网上盛传的清华某课题组的博士发文要求令广大博士生惊呼难如登天，在这样的课题组即使延期毕业，其水平也很可能比其他博士生要高。

另一方面，不得不说一下导师的支持力度了。进入绩效问责与评估时代以来，博士生发文才能毕业已成为定制，这直接关系其能否按期毕业、能否顺利毕业，这也是早期硕博生们不曾有过的挑战。

有些博士生在导师加持下，很快就完成了发小论文的任务，而有些博士生则缺乏这样的资源加持，靠自己的力量迟迟无法发表足够数量的小论文。

就个人比较熟悉的人文社科领域而言，现在各大期刊都在保核心、争核心、提因子、增引用，缩减版面、减少发文量、向大佬约稿、拒录学生稿等成为通用策略，这对于博士生来说无异于“灾难”。

在这种现实环境中，学生靠自己发表核心期刊论文的难度愈来愈大。此时就渴望遇到一个具有浓厚人才培养氛围、导师带学生惯例的组织和团队了，但这确实需要运气。

据我所知，有些高校、学院的博士生在博三、四就已经完成了大论文，而个人又用了两年的时间才凑够了小论文，这期间导师基本上没有任何帮助。与此相反，有的博导在一、二年级就积极督促和指导学生发表小论文，很早地完成了发表任务并为学生打下了良好的学术信心基础。

更有甚者，导师不仅没有履行指导学生的职责，反而为了一己私利对学生进行霸凌和压榨，将学生视为“免费或廉价劳动力”加以利用，学生由此很难顺利毕业。

因此，延毕有时候真的不是博士生自己的问题，至少不全是。

从本体维度上看，硕博生的个人学术实践极为关键。

除去外部因素，硕博生的个人因素对延毕具有重要影响。在现有的研究中，主要将其归结为学术动机、学术能力、学术经验等。

一方面，要承认学生之间存在着学术水平的客观差距，这符合规模化群体的正常表现规律。因此，不能因为学生学术基础差就否定甚至放弃学生，而是要尽可能通过多元化发展路径为其铺路，强化其学术实力。

在某些院校，部分管理者将延毕的原因归结为“没有招到适合科研的学生”、走入了“将考试成绩认作科研能力”的误区。我虽然不能完全否定这种言论，但我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有推卸责任的嫌疑。

我不由得想起了一位博导说过的暖心的话：不能把你们当作成熟的学者来要求，你们还在成长阶段，需要进行指导。

我们的确要尽可能招收有志于科研学术的人才，但这不是推卸培养责任的借口。换言之，如果博士生的表现都让人满意了，都赶上教授的水平了，那么还要导师干什么？

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这样的倾向万万不要出现在教育领域才好。病人有病才会去求医，学生有不足才需要培养。我们必须认清和接受这样的事实：不可能所有的博士生都是理想的“学术的料”，而是需要培养为“学术的料”，延期也有其必要。

另一方面，硕博生个人的学术付出极为重要。必须注意的是，大部分按期毕业或毕业较早的研究生，都是比较努力且科研成就比较高的。

大部分延毕的学生，其个人学术能力往往不是很强，而且部分学生科研态度不端、研究习惯没有养成，拖延懒散，精力分散，导致了延期多年的后果。

有些著名的科学家、学者，用了较长的年限才获得了博士学位，这一定程度上驳斥了“延毕不适合学术”的论断，但这并不意味着延毕者都是学术人才或具备学术潜能的人才。

我们需要清楚的是，这些经历过延期的学者在硕博期间是没有懒散怠惰的情况的，反而始终在为做好学术打基础，付出极大的努力。这是其日后成名的根本所在。因此，不能因延毕就武断地否定学术志向，但也必须找自身的原因。

我们该如何面对延毕？

延毕是一个沉痛的话题，但这也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宗旨只有一个：坚持培养人，进而培养学术人。

第一，要在多元发展与守住底线之间保持平衡，使硕博生能够成长为人才。

一方面，随着培养规模的扩大和多元质量观的渗透，研究生群体的培养方向及发展路径也逐渐多元化，超出了早期的纯学术科研的范围。人才培养的第一要义是成为人，其次才是成为什么职业或行业的人。

对于院校及导师而言，需要根据硕博生的个人禀赋及特质，按照不同的培养方向和要求来助力学生的成长。倾向于实践的瞄准业界，有志于科研的投身学界，相应的毕业标准和要求也应多元化，不适合以千篇一律的学术论文写作与发表作为强制规定，使之在具备做人的核心素养的基础上顺利毕业。

同时，社会公众也要为学生多元发展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改变与调整之前关于学术研究者的刻板认知，允许和支持研究生在各行各业发光发热，为其顺利毕业和就业创造环境条件。

另一方面，研究生教育不能异化为逃避和躲避就业的“庇护所”，学界也不是心怀各种目的之人的“大聚会”。研究生，尤其博士生始终要守住学术底线，严格遵照学术质量标准，这是该阶段人才培养的本质要求所决定的。

作为学生，应将持续性地认识自己作为一门必修课。很多学生主要是出于逃避就业、混个好学历、满足家人期待等非学术动机考研考博的，这样的学生对学术研究缺乏兴趣，事实上并不是读研读博的最适宜人群，延毕风险极大。

我们允许培养标准的多元化，但这是建立在坚守学术底线的基础之上的。要认识到，通过系统的、科学的规划和引导，使学生找到且能安心走向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并有所获得，将是解决研究生招生与培养困境的长期任务。

第二，要在科学分流与全力造就之间保持平衡，使硕博生能够顺利毕业。

最好的人才培养，就是使之达到最适合自己的发展目标。研究生培养也是如此，既要尽可能地造就学术人才，也要使其非学术特质得到尊重和发挥。

一方面，我们必须正视分流及其价值。不是每个研究生都适合学术之路，这是在招生阶段所不能完全把握和测算的。对此，有必要建立和完善科学的分流制度，使学生能够尽早找到适合自己的路，降低其成本和延毕的概率。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分流并不是淘汰，也不是否定学生作为人才的价值，要尽量避免由此造成的组织及个体损失。可以预见的是，这将是一项长期任务。

尤为必要的是，要转变观念，不要把分流视为降格、视为失败、视为不可为人所知的羞愧经历，公众也要正确认识人才培养分流的必要性及其真实意义，为分流的学生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哪条路上，都有成败，而不是以路定成败。

另一方面，由于目前分流的代价过于高昂，本着以学生为本的理念和现实准则，社会、高校及导师等应尽全力推动研究生的求学与毕业工作。

对于社会和高校而言，主要是做好社会舆论及经济支持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导师可以决定一个学生的学业事项，导师需要深刻认识立德树人的重要意义，首先是个教师，其次才是学者。

学生个人的努力程度是根本性的因素。作为一名身在学术圈的人，我可以很负责地说：在延毕面前，真正能够解救自己的人只有自己，所有外界的力量也必须通过自身的转化才能发挥作用。

既是教训，更是经验：无论是大论文，还是小论文，一定要趁早；无论是校内导师，还是校外资源，一定要利用；只要不触犯法律法规，不违背道德道义，一定要着点儿急，一切为毕业服务！

最后，对那些延毕的硕博生们说一句：

无论现在多么痛苦煎熬，也要厚着脸皮过好每一天，不是为了有多么美好的未来的承诺，就是因为活着本身就是价值！

都学课堂MBA带学班。读MBA，上都学课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