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稼先，生于1924年。安徽怀宁人。历任核工业部科委副主任兼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院长。为中国研制原子弹、氢弹和新的核武器作出了重大贡献，是中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奠墓者和开拓者之一，也是中国研制和发展核武器在技术上的主要组织领导者之一。1986年7月病逝。1999年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公元1964年lO月16日下午3时。中国西部地区。一阵亮彻天宇的闪光之后，紧接着是一声震天撼地的巨响，在高远的蓝天与广漠的戈壁滩之间，烈焰翻滚的蘑菇云冲天升起，为中国人受尽列强欺凌的屈辱岁月打上了句号。

两年零八个月之后，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又在西部上空爆炸成功。从原子弹到氢弹，苏联花了4年，美国花了7年零4个月，而法国，则花了8年零6个月的漫长时日。

为中国的国防现代化作出巨大贡献的两弹设计负责人，是杰出的核科学家邓稼先。前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曾书写了一条横幅送给邓稼先，称他为“两弹元勋”。

1924年，邓稼先出生于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曾是北京大学的教授，老家在安徽省怀宁县。青少年时代，邓稼先便在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中历尽坎坷，国土沦丧的惨痛，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和对侵略者的深仇大恨，这些，都成了他日后忘我地献身于现代化国防事业的动力。1945年，邓稼先毕业于西南联大物理系，曾在北大任教，1948年赴美留学，在印第安纳州的普渡大学获物理学博士。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这位海外学人满怀建设新中国的爱国热情，回到了北京，他与钱三强等从海外归来的物理学家一起，创办了新中国第一个现代物理研究所。

1958年8月，一位负责核工业的领导干部找邓稼先谈话，他直截了当地说：“中国要放个大‘炮弹’，请你参加这一工作。”邓稼先一听就明白，但他有些担心，怕自己干不了。对他的学识、研究成果了如指掌的领导干部拍拍他的肩膀说：“困难是很多，但你一定干得了。全国人民支持你。这是一件关系到祖国安危的大事。”邓稼先十分激动，青少年时代立下的以身报国的壮志，如今将要实现了；保家卫国的核盾牌，就要在他和他的同事们的手中诞生。他宛若受命出征的主帅，义无反顾地告别了爱妻和幼儿弱女。是时，女儿只有4岁，儿子只有2岁。

邓稼先的夫人是北京医科大学的教授许鹿希，她是著名政治家许德珩的女儿。许德珩是北大的著名教授，曾因支持“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而两次身陷大牢。他和邓稼先的父亲是好朋友。这对教授子女从小便在一起，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许鹿希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后，担任她的物理老师的正是她儿时挚友邓稼先。当年的小哥哥而今已长成魁梧的男子汉，女大学生的芳心醉了。邓稼先从美国学成归来以后，这对有情人终于成了眷属。他们是夫妻、是挚友，也是事业上的互相支持者。而且，邓稼先不仅是好丈夫，更是好父亲，将一双儿女视若掌上明珠。他玩得一手好空竹，常常在家里玩给孩子们看；抖了空竹又抖茶杯盖、锅盖，有他，家里便充满了笑声。从今而后，他却要长期离开这个温馨的家，把生活的重负留给还只有30岁的爱妻。但他终于咬咬牙走了。许鹿希虽然感情上难舍难分，也明知今后肩上担子的沉重，可还是坚决支持邓稼先走他自己的路。由于严格的保密需要，邓稼先没有告诉她到哪里去，去干什么，她也没问。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许德珩问他的老朋友严济慈：“可真不简单呀!是谁造出了原子弹?你知道吗?”严济慈大笑：“这要去问你的女婿邓稼先呀!”许老呆了一呆，也大笑了。

中国的原子弹，是从无到有造出来的，拥有原子弹的西方国家，对核弹的秘密一向严加封锁，而当年的老大哥苏联，也单方面撕毁了中苏间的协定，撤走了专家、图纸，连原子弹的教学模型也不提供了。一切只能靠自己!就连研究核武器的设计院，也是邓稼先和科技人员在庄稼地上从无到有造起来的。这位核武器研究设计院院长，是从砍高粱、挖泥土、盖房子开始他的事业的。

1959年，邓稼先终于和他领导下的科技人员完成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计算。他带领几十个年轻人用四台手摇计算机，把核反应、爆炸力学、高温高压下物质的性质等等一系列问题的数据反反复复计算得清清楚楚。

在核弹的生产阶段，邓稼先更是日以继夜地工作，半夜里，只要核材料加工车间碰到困难，一个电话便把他从梦中叫醒，而他总是立即乘上车，在高低不平的路上连夜颠簸三个小时赶去解决。当核装置的所有零部件都已生产齐备开始总装时，邓稼先更是日日夜夜坚守在第一线上。总装大厅里严肃紧张、寂然无声，科技人员都已走上各自的岗位，邓稼先和身边的同事一一握手，一位同事由于心里紧张，手心冰凉。邓稼先立即把他的手拉到自己怀里给他暖和，并安慰大家说：“不要慌，时间还来得及。”正是邓稼先这种平易近人的作风、对同事真诚的关心，使大家充满了信心，严格、认真地完成了各自的工作，使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一次就试爆成功。

邓稼先对别人很关心，可对自己的健康却不大放在心上。许多试验是在戈壁滩上做的，这里自然条件极其恶劣，天说变就变，狂风呼啸，风沙漫天，气温低达摄氏零下30多度。有一次在进行地下核试验，核装置沉到井底深处时，有个信号突然测不到了。试验场的科技人员在帐篷里从午夜12时一直讨论到次日天亮，有人建议把核装置从井里提上来，拉回厂里查清原因；有人反对这样做，认为这样做太危险；有人主张就地查清原因，解决问题。邓稼先分析比较了各种意见后，决定就地解决。他亲自和科技人员来到井口，和大家一起采用各种办法检查研究。同事们看他又冷又累，劝他回去休息。邓稼先说：“这是我的岗位，我不能走。”他一直坚持到底，直到试曝成功。可他由于过度疲劳，高度兴奋，竞当场晕倒了。医生整整抢救了一友，他才睁开了眼睛。

邓稼先就这样长期隐姓埋名，远离家人，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工作着。由于工作的需要，他还风尘仆仆奔赴各地，常常是下了汽车上飞机，下了飞机上火车，有时连饭也顾不上吃。他是高级干部，可以乘专车，但他从不讲待遇、摆架子，只要方便、只要能节省时间到达目的地，他什么车子都乘。他的司机说：“老邓是个大好人，好伺候。”有时为了赶时间，他坐在大卡车的驾驶室里直赴机场。造核弹要赶时间，他真是时时刻刻都在争分夺秒。28年中，他没有用过一天探亲假，没有住过一次疗养院。他是完全、彻底地奉献了自己，就为了中国不再受人威胁。

但他实在爱他的家，爱他的妻子儿女。有人送他一支好圆珠笔，他留给了爱妻；有同事为他买了一双旅游鞋，他穿后感到舒服，立即托人为妻子买一双。女儿、儿子给他写的信，他总是改正错别字、病句后寄回给他们。在信中，他总是勉励他们努力学习，为将来报效祖国做好准备。1969年，14岁的女儿去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修地球”。作为父亲，对离家远行的孩子、尤其是年幼无知的女孩子，自然忧心如焚。可是他为照顾大局，没有利用他的地位、关系把孩子留在北京；女儿走后，他也没有想办法让女儿早日调回北京。在他的言传身教下，他的子女刻苦学习，谦和做人，在1978年恢复高考后，双双考进大学。如今，女儿已成为医务工作者，而儿子已成为计算机工程师。

邓稼先是一个肩负重任的科学家，有大量的研究工作、行政工作，他是超负荷运转。可他也一直关心自己的同事，尤其关心研究人员的住房。1984年10月16日，正值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20周年之际，中央领导同志来到邓稼先所在的研究院，邓稼先在汇报工作中特别提到一位副研究员还住在没有窗子的房子里。这引起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于是，四幢新楼房在研究院的院子里盖起来了。许多研究人员搬进了新居，而邓稼先一家四日和一个保姆都仍住在三间一套的破旧房子里。他家的客厅里没有地毯，没有高档家具，摆着的是连一般老百姓也嫌过时的高低柜。这位功高盖世的杰出科学家，过的就是如此普通的日子。

几十年如一日的忘我工作，终于使他积劳成疾，竞患上了不治之症：晚期盲肠痛。

邓稼先是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的爱将。这位身系国家安危、日理万机的老将军对邓稼先的病痛深为关切，曾多次去医院主持研究治疗方案。邓稼先动手术时，老将军一直守候在医院里。英雄惜英雄啊! 研制核弹，多少次面对死神，这位华发早生的科学家，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逝世前三个月，他还给中央写了一份建议书，他关心国家的安危，远远超过关心自己的生命。

当他明白自己行将离去时，他对一直守候在病床边的爱妻说：“希希，不要难过，当初我选择这一条道路，就发誓为了它死也值得。这一辈子，我要谢谢你。希希，谢谢你，现在我死而无憾了。”1986年7月29日下午l时50分，这位真诚的爱国主义者、杰出的核科学家，在走过了艰难刻苦、无私奉献的62个春秋之后，与世长辞了。

文章来源：都学网写作教师陈君华博客